宪政的法哲学分析

宪政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结晶。回顾宪政的历史发展过程,宪政的思想渊源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宪政的制度构建离不开民主、法治和人权理论及实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分立对宪政理念及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以上问题分别构成了宪政发展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特别是从法哲学角度的分析,能够为宪政问题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公民政治:宪政的主要实践形式

宪政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民政治。迄今人类社会经历并继续存在三种主要的政治形态:臣民政治、人民政治和公民(市民)政治,但发展趋势是公民政治。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率先实现了向公民政治的转变,它就可能率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价值。作为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它所蕴涵的民主和法治精神既需要宪政作保障,也是宪政生成、发展和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古今公民政治的文明成果,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     

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

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交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宪政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法哲学范式——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中心的分析

黑格尔所论述的国家是作为理念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国家,即国家是伦理普遍性和单一性的统一,是作为伦理共同体与公民这一伦理主体之间的统一,是具有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伦理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是由国家公民组成的,公民是伦理主体,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伦理主体与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理念的确立和国家制度的建设,对于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对于提升公民对国家信任感和依赖感,促使公民自觉承担国家责任、履行法律义务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价值.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入和推进——兼谈宪法研究视阈的拓展

新农村建设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移的一项历史任务,它将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全球化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观念融入其中,可以矫正、扼制和批判现存的性别歧视现象,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性别关系的调整。由于性别歧视现象对宪政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理念的实践亦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所以,深入探讨宪政框架下的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进问题,不仅可以拓宽宪法学的研究视阈,而且可以基于宪政机制所具有的化解各类权利冲突的优越性,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全体公民人权的实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基本权利诉讼:宪政实现的中国之道

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中国宪政实现的路径所得出的结论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公民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特色宪政、中国宪法作用空间、中国宪法实施方式三者的契合点。将公民基本权利诉讼作为宪政实现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推行这一战略策略也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中国公民知情权实现研究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实现的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与水平,也是政治民主实现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对国家和本地区社会和政治事务参与意识更加明显,我国现有制度体系和公职人员的素质明显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公民知情权实现面临诸多障碍.因此,应切实采取措施,最大限度保证公民知情权实现,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论宪政的功能

宪政的功能是指宪政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宪政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政治上,宪政对科学和公正的政治制度的追求从根本上维护了政治稳定;在经济上,自由作为宪政的核心价值成为激发人的创新潜能的源泉;在文化上,以人为本的宪政理念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文化的整合.     

"人肉搜索"的宪政之维——从《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条款说起

"人肉搜索"既是正义之器,又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在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和宪法权利"现实残缺"的条件下,"人肉搜索"实质上充当了宪政供给不足时的一种替代性机制.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试图在保护隐私的法律精神下匡正"人内搜索"可能带来的个人权益侵犯,无疑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但却存在着管制色彩过浓与缺乏利益衡量思维两条硬伤.美国等国家的法治经验也告诫我们,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需要慎行,或许宪政视野下的网络公民社会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话题.网络促进了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整合与转型,"人肉搜索"中产生的网络言论自由膨胀和网络暴力也会在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得以实现宪政理念下的自我规制.当然,为实现这一目标,需着力解决好塑造网络公民、推行网络自治和深化政治参与等三大课题.     

宪政原则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问题

在民主政治的大前提下,宪政主义与法治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讨论宪政的基本价值需要澄清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道德,阐述宪政主义与人治的根本区别,划清死守法律条文的统治与坚持法治精神的统治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作为宪政的一个特例,公民不服从看起来是对法律统治的一种违反,但在严格的界定条件下,实质上是坚持宪政的一种独特应对方式。     

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国家权力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从制度的建构和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上仍存在内容不完善、权利保障机制乏力、宪政理念缺失等。对此,在宪政建设和对公民权利保障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完善宪政对中国公民权利的保障。     

公民隐私权利的宪法保护——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深圳“电子眼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利的思考。考察公民隐私权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美国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高度重视公民隐私权利保护工作,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隐私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宪政发达的国家将隐私权利作为公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的一项重要权利,将隐私权等同于自由、基本人格和人的尊严,视隐私权为一项基本人权：相比之下,我国宪法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利方面从基本内容到程序保障均亟待完善：因此,改革现行宪法,保护公民隐私权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宪政修养与宪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宪政修养与中国宪政制度发展探讨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宪政修养的高低直接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否能健康、顺利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建设党,其法治宪政修养日臻提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趋势提供了基本依据.概括来看,其表现具有四种趋向:第一,20世纪80年代执政党接受了以宪法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开始逐步制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第二,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以法治与宪政理念为价值选择,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进入21世纪头十年左右执政党的宪政修养日臻成熟,具有较强的宪政意识,开始尝试宪政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第四,可以预期21世纪头十年之后执政党的宪政修养会更加成熟,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将必然从党内制度迈向宪法法律制度,彻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从宪法到宪政的转变.     

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及其中国语境

公民不服从是实现宪政平衡的重要力量。但公民不服从概念及其理论是纯粹西方式的,其前提、理论基础等来自西方。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具备采行公民不服从的前提,也未建立起充分完善的相关理论。因此,我国当前不宜采行公民不服从。     

宪政:价值、形态与表现方式

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规范政治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之目的;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置换成法律问题,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形式解决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而其常规表现则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方式。     

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前瞻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推进民主进程,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当政者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公民社会自身的缺陷等一系列现实障碍。我国应该正视当下公民社会官民二重性的客观现实,借鉴后发国家已经成功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