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贫困陷阱问题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9个省份城市居民收入5等份数据,运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贫困陷阱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采用粗略的5等份数据情况下,我国海南、河南、江苏、江西、山西、湖南和上海7省市城市居民收入存在非凸性。收入非凸性的存在,说明这些省份存在不稳定的低水平均衡点,即存在所谓贫困陷阱。因此,在政策上应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整合,使最低生活保障获得＂合力效应＂,避免城镇居民落入贫困陷阱。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住房贫困问题是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基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那些有能力在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住房贫困问题的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则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历史性阶段,从工厂集体宿舍、"城中村"、"群租房"等现象中看到中国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存在不断加剧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中国将可能步拉美国家后尘,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之中。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核心,即所谓"人的城市化"的核心,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     

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

李迎生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上撰文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现状做如下总体性判断：第一，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以基尼系数值来判断，尽管不同学者由于使用数据的不同而计算出来的数值有所不同，但总的看，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在0．4左右；     

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其增长迅速、发展潜力大。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探索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和全国以及我国发达省份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比，力图探索提高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贫困陷阱、发展援助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

文章从贫困陷阱理论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致因,并提出发展援助的政策选择。文章首先基于标准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贫困陷阱的机制,然后主要依据四川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数据,分析了贫困陷阱在这些地区的表现,包括地理第一性驱动的空间贫困陷阱、地理第二性(市场发育程度低和文化因素)驱动的贫困陷阱及因极度稀缺驱动的行为贫困陷阱。最后给出了通过外部的发展援助进行贫困治理的政策选择。     

四川省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研究

四川省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研究何承金，蒋青关键词四川，城市居民贫困，贫困原因，反贫困对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四川省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１９９６年比１９７８年提高了１．３倍。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人们收入的差距日渐扩大，部分居民生活困难状况加剧，城镇贫困...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高等教育回报与农村父母养老意愿——基于代际关系视域下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广东54个农村社区中有子女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父母的问卷调查,探讨来自子女的高等教育回报和农村父母的养老意愿。研究发现,农村子女大学毕业后在经济和精神慰藉方面能给予农村父母不同层次的回报,但是,毕业年限不长的子女因工资待遇较低影响了对农村父母的经济回报。研究也发现,农村父母表现出有随子女到城市养老的较强意愿。因此,应逐步建构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福利政策,重视农村大学生工作后的“在职贫穷”问题,从远距离照料和异地养老两个方面关注农村父母的养老问题。     

南宋时期两浙城市的市政管理

宋时期,两浙城市普遍建立起较完备的市政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主要有厢坊制、隅坊（巷）制、厢界街坊（巷）、坊巷制和界坊（巷）制等不同形式;在治安体制方面,府州城市一般实行军巡制,并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县级城市则大多沿用由县尉直接管理的传统模式;在赋役征发方面,城市居民主要承担地税、役钱、和买、身丁钱、夫役、差役等;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不少城市形成了垃圾清理、沟渠整治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而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失衡及功能扭曲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且与社会生产系统紧密结合,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当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社会保障项目,适时控制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统筹城乡发展典型模式的制度缺陷及改革路径

重庆市“三三五”户籍改革、山东省诸城市“村改居”、广东省“积分落户”和陕西省“推进有条件农民工进城落户”统筹城乡发展模式,以资源置换或精英移民为核心,折射出的仍然是农民身份歧视、城乡分立思维.改革并没有在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呈现的还是城是城、乡是乡的格局,不仅没能消解城乡居民之间经济福利和生存安全的制度保障差距,还不断强化了城乡居民生存成本和生存预期的心理距离.统筹城乡发展各项制度设计必须以农民身份为基础,构建城乡居民平权机制,尊重农民合理发展权,加快农民社会权利支持资源建设,实现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城市下岗失业与城市贫困的探究

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在我国城市中形成了一批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本文描述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现状 ,再从传统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和个人角度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贫困产生的主导因素 ,即城市下岗失业。并具体地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口在吃、穿、住等方面所处的困境以及他们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由于城市贫困人口收入低下而给社会带来的威胁 ;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从而提出了要从扩大就业面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两方面来缓解和控制城市贫困问题。     

自由发展思想下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应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衡量贫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能力与机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东北三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支出和需求弹性3个方面对2005年和2010年东北三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但各省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且各省内部的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也较大;辽宁省城镇居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的比重较高,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最低;交通和通讯目前已经成为三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