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

“小集团思维 (Groupthink)”是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 ,也是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它指一个“内聚的小组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 ,以及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范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 ,”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本文介绍这一模式提出的过程 ,基本假设 ,适用的普遍性 ,诊断指标 ,预防措施和最新发展     

外交政策分析对完善国际政治理论的意义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FPA)是从国家层次上来理解世界,不同于从体系层次来理解世界。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指出该研究领域对理解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意义。本文先综述外交政策分析与国际政治理论的联系及外交政策分析主要理论流派的观点。随后讨论近年来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进展给研究者们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提供的认识。     

语言个性化认知的理论探索

认知语言学在摆脱了行为主义理论束缚,发生了以信息加工为基底、以认知者的心智活动为主体的研究转向之后,继而又发生了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为研究方法、以感知体验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二次转向。由此,认知者的生物性、社会性及主观能动性等被纳入其研究视野。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因其自身的心智体验、文化背景、思想、动机、兴趣以及理解的灵活性等,则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本文对语言认知个性化生成因素的理论探索,旨在揭示语言个性化认知的意义,并初步搭建语言个性化认知的理论架构。     

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自由主义溯源于欧洲,进入美国本土后经过实用主义精神的改造,逐渐生成了美国式自由主义;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后,受到了外交政策理念中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逐渐被意识形态化为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大战略。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等政策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推进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输出事业,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只是在优先次序、行为方式以及具体政策手段上存在差别。就自由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自由主义者设定的政策偏好为中美关系设置了人权、社会制度以及开放经济体制等三个矛盾区,也创造了注重多边合作和支持中国加入国际体制等两个机遇区。因此,如何平衡两个方面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外交政策研究的学科跨越——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来分析表现为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和实现途径,这将有助于从国家这个有机体的性格特征来解释外交政策所包含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在理论意义上,这种研究方式为外交政策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上,这种研究可以从更加深入的层面来理解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文化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原因     

认知失调对政治决策者决策的影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本文将以发生在美苏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案例,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和方法解释决策者的政治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认知失调的分析模型,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以探索认知这一心理学因素对国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利益、身份与外交政策

从身份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建构主义影响所致。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是国家身份而不是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同,后者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根本不把身份看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两种理论均有其贡献与缺陷,对此进行有机的扬弃与结合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终极出发点,它塑造了身份,并进而决定了对外政策。当利益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身份迟早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点已在建国60年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证明。     

建构和谐世界: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在新时代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和比较它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和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和谐世界理念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延续,是韬光养晦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并非一次彻底的战略变革。中国外交发展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借鉴韬光养晦政策的思想,运用软力量因素,才能真正达到建构和谐世界的目标。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

随着文化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重视 ,外交政策分析也更加重视文化作为变量对外交政策决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文化的概念虽难以界定 ,但文化具有形成的缓慢性、内涵的稳定性、影响的普遍性和两面性 ,以及作用的非强制性等特点。文化影响特定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 ,对外政策的制定者 ,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和过程 ,以及外交政策实施的手段等。但文化因素的两面性和非强制性决定了其解释功效的局限性     

德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基金会

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接近政党、与官方联系密切的非政府组织 ,在德国外交政策决策和对外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政治基金会是灵敏的“政治预警系统” ,可靠的信息来源 ,并发挥着咨询等功能。政治基金会制度是德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创新     

运动决策研究的认知心理学方向

概述了决策问题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 ,综述了近年来心理学界对运动决策的主要成果和研究走向 ,认为运动决策研究在认知心理学方向上具有良好的前景     

认知理论与教学实践

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改进学校教学的梦想已有百年。在这一过程中， 学与教的观点发生了三次转变， 即作为反应习得的学习、作为知识获得的学习和作为知识建构的学习。学习具有建构的、基于知识的和情境的三个方面， 对于教学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集中研究学科领域里的学习和认知以及详细评价个别学习策略和结果构成了学科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从而展现了对教学实践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前景。人们有理由相信，学科心理学将成为教育心理学独具特色的一枝     

隐喻认知理论与英语教学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手段。在英语教学中运用隐喻思维,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英语语言深层意义的理解,提高记忆英语词汇与阅读英语篇章的效率,而且还能够促进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汉英文化的异同,从而提高教学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认知机理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的认知机理分析,有助于了解大学生认知、认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灌输"、个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身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再建构是很好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入耳、入脑、入心的应对策略。     

论翻译过程研究的心理认知视角

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活动,是揭示翻译活动本质的重要途径。由于大脑思维过程的不透明性,借助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些实验方法和研究结果,探讨感知、思维、记忆、解决问题、语言使用与学习等左右翻译行为的翻译智力问题,可能有利于翻译研究心理学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政策思想比较分析——由中日两国宣战书谈起

清政府以“华夷秩序”的封闭与斥异性为主导的外交思想造就其在对朝问题的处理上固守着传统思维,运用着僵化、保守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而日本在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至上”的外张性指导下的外交思想,在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洗礼之后,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展开了血腥的对外扩张战略。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不言自明。     

隐喻与政治——“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隐喻思维透视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语言系统的再生机制,语言隐喻本质上是隐喻思维在语言中的表现。隐喻思维是对变化中的现实进行概念化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隐喻理解抽象概念与复杂状况,因而隐喻思维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为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结合认知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对"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蕴涵的隐喻思维进行解读,认为目前美国外交正处于调整期,外交政策趋向强化单边主义,这一变革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认知盲点理论视角下的纽科姆疑难探析

自诺齐克提出纽科姆疑难以来,关于其基本症结及出路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运用索恩森提出并为孔斯等人所改进的认知盲点理论,不仅可以揭示纽科姆疑难的实质,而且可为消解因果决策理论（CDT）与证据决策理论（EDT）之间的冲突指明新的路径。在纽科姆故事场景下,尽管因涉及选择行为实现方式的思考,使得EDT优于CDT,但这并非意味着EDT可以完全解决该疑难。在将决策行为视为完美干预的情况下,纽科姆问题最佳解决方案是两盒选择,但该选择只是基于决策因果结构的特性,而非CDT。     

微观视角下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与外交最兴盛时期,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本文从微观的角度探求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盛衰的轨迹。从中探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对美国民众、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总统的认知的影响与孤立主义高潮迭起、终不免衰落的关系。揭示出决策者的认知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亦即外交决策从脱离实际到贴近实际的过程,决策者的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世纪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分析

俄罗斯外交政策自普京总统上任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亚地区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在俄罗斯“务实外交”的引导下,俄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不断改善和加强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方面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不但重新获得了中亚各国的信任,而且还巩固了自己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