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浅谈近代中国妇女婚姻观念变化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近代新因素的出现 ,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近代妇女运动的推动和进步政权的提倡三股力量作用下 ,妇女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由原来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转为追求恋爱自主 ,婚姻自由。     

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在戊戌前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政治法律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过程。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戊戌前后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辛亥与启蒙

正象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前有它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夜也出现了它的理论启蒙。从1900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一股狂风骤雨,轩然大波,形成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李石曾、柳亚子等为主力,一大批无名小卒追随其后的庞大思想启蒙阵容。他们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哲学观点和政治学说,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重新反省国民性及传统文化。其上承戊戌思潮,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仅就辛亥启蒙思潮作一探讨,从而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也有它的启蒙运动。     

船山的发现与误读——兼论民族主义之作为动力

:船山是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 ,其思想虽含近代启蒙因素 ,但却不是为了给近代人立论。但近代中国的“学人” ,却多半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解读船山 ,于是造成了对船山的误读。船山在近代的发现 ,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误读中完成的。这一现象表明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环境来谈论思想、学术。近代中国“学人”之所以误读船山 ,实与中国近代的命运有至密之关系。在救亡图存、保族卫种的时势要求下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唤醒民族自我意识的良药 ,船山遂因此成了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其余方面则被忽略了。     

进化论与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

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经历了由进化历史观到进化政治观再到进化世界观的发展历程,它不仅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理论基石,而且引起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中国近代的思维方式、启蒙思想、学术方法以及道德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族主义的选择和淡化——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

近现代中国的国情使知识分子面临艰难的选择,而民族启蒙和社会革命二者又不可兼得。因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倡导社会革命,力求中国尽快摆脱困境,从而导致民族主义的淡化。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论要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为主要内容,同时延伸到伦理、哲学、文学和国民精神等方面.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萌芽、兴起、发展、高涨和逐渐衰退五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它始终与其他进步思潮相互影响和补充.启蒙与救亡结合,启蒙往往让位于救亡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也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主要原因之一.     

从独语到对话——论当代中国法制宣传的转型

中国的法制宣传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无疑承担着启蒙民众的重任。然而,目前的法制宣传出现了形式单一、内容强硬等弊端,官方的语言、民众的意见和法学家的观点并未形成交流与互动。由于中国漫长的社会传统和不甚得当的法制宣传方式,中国的法制宣传偏离启蒙的轨道。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法制宣传以"独语"为核心特征的传统模式,建立以对话为核心特征的新模式。法律固然是一种命令,但也是一种理性的对话。这一对话,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生活的全部过程。在建立公民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法制宣传的关键任务是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权利意识,培养法律意识,建立对法律的信心。     

从民本到民权的创造性接转——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之一面

如何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接转,这是梁启超晚年民权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晚年的他对传统民本思想"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将之与西方的民权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接转。梁启超将中西文化融通化合,并以此探索中国民权政治的进路,这对中国当下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人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公民教育方案与卢梭的启蒙之思

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是卢梭思想体系的关键主题。卢梭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具体层面对启蒙思想进行了诊断和质疑,并尝试以公民教育方案实现对启蒙运动的积极取代。公民教育方案以自然和公民美德作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准则,尝试以自然人为起点,完成对爱国公民的塑造。然而,自然和公民美德的两种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这个张力决定了公民教育方案的矛盾性,也导致公民教育方案对启蒙的超越并未完成。对卢梭思想前提的分析表明,公民教育方案的矛盾,来源于卢梭对政治的自然性的拒绝。把握卢梭与自然哲人的内在思想关联,有助于理解卢梭思想的复杂性。     

壮族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把政治伦理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要求。在长期的发展中,壮族人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这种理念。《传扬歌》①与《布洛陀经诗》②这两部在"那"文化圈广大壮族地区流传的经典著作,就记载了壮族先民的政治伦理之治平思想,主要包括天命观、民本观、抗争观、公平观、民权观。     

清初至民初反王权主义思潮史简论

清初即17世纪中叶自黄宗羲发轫,顾炎武、王夫之等跟进对王权主义的批判,是史来首次以之为整体目标与对象展开的政治伦理哲学批判,亦是一次以天下和万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启蒙运动。这股思潮后来曾因严苛的文字狱而中断发展,然至晚清由龚自珍吹响号角,洪秀全擂起战鼓且推向前进,继之遂有维新派引入西学结合中学进行系统全面地再批判将之推向高潮。而辛亥革命派更以民主共和废帝制说对这股思潮作了哲学历史性的理论总结,从而完成了反王权专制和古典民主观向近代民权观转化的双重任务。     

墨子的“节用”观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启示

"节用"观是墨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用、民利是墨子节用观的原则,节用、节葬、非乐是墨子节用观的重要内容。墨子的节用观对我们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破坏主义:梁启超早期的新民策略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主张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再到完全放弃的过程。它的流变与梁启超对于时局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包含有梁氏本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从它的最终旨趣来看,破坏主义所指向的仍是开民智、兴民权等新民主义内容。因之也可说,破坏主义实际上是梁启超早期的一种新民策略。     

公民权利的觉醒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漫长、全面、深刻的转型期,虽然转型的道路曲折、迂回,但历史发展的方向却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权意识的觉醒,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对民权觉醒的回应,公共管理者必须要体察民生、民情、民心,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公民社会：一个孕育着公民主体意识的社会

尽管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未一致,但中外学者都认可公民社会是个突显个人权利、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具备了自治性、参与性、公开性和开放性的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具备了这些特性,说明公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是与公民主体性的内涵相切合的,也使得公民的个体性和自主意识能在公民社会中得以彰显。公民社会的构建促进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