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分析——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前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但从本质上讲,非政府组织是相对于政府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掌握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由此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三条形成路径,进而提炼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展的本土化、依附性和自主性三个特征。     

非政府组织:培育公民社会的新视点

非政府组织在当下社会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然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基于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省察表明:作为公民参与的平台、公民自治的形式、公民精神培育的载体、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途径,非政府组织对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以公民参与为基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的社会条件,公民的政治参与则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他能有效防止权力的异化,规范着政治制度的价值导向,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通过融汇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建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及政府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水平等途径来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以期达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目的。     

非政府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制约因素及出路

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非政府组织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中,业已成为国家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的有力补充。在困境儿童救助工作领域,虽然非政府组织的救助范围广泛、救助形式多元化,救助工作人员趋于年轻化和高素质化,但总体上,依然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均衡、管理能力薄弱等诸多问题,面临着独立性与自治性缺失、资金匮乏与公民慈善意识、教育观念落后等制约着非政府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因素。基于此,欲推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提高困境儿童的救助效能,非政府组织要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构建困境儿童救助预防机制;政府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法律制度。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理"的转向.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论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专业国际组织中,相比政府间专业国际组织,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具备自身特有的优势:政治约束的弱化、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灵活的行动方式。因此,中国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具有独到的作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推动国内公民社会形成、拓宽民间外交渠道。本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加强与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的合作,鼓励国内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彰显该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在政府和村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必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空间,培育新型非政府组织,实现非政府组织均衡发展,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

自20世纪末期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的需求都不断"膨胀".本文认为其动因在于:教育、信息技术、民主行政的需要,产生了所谓"新公共参与".之后文章分析了新公共参与产生的社会背景;新公共参与与传统的参与理论之差异与共性;为什么公民与政府官员都"不喜欢"公共参与.此外,文章还指出新公共参与主要倡导与强调的是公共参与不仅分享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分担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对于新公共参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的公民社会建设:一条新路径的考察

在中国城市社区,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居委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着手进行的,但可以从理论上与实践中看到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条途径,其起点就是社区内更"草根"化的结社组织。从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区内的草根结社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有着大不相同的结果。自治组织更容易突出国家与社会消长性的权力关系,而从结社组织出发,可以引导出建设性的国家—社会关系;建立自治组织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比较苛刻,而从结社组织入手,能够培育人们的参与意识与治理能力、提高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含量。     

公共服务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公民参与

中国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随着政府的转型也正在由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计划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是＂官僚—动员＂模式,治理方式是管制型治理,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为＂自愿—权利＂模式,治理方式是公共服务型治理。公民参与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过程中参与内容由参与实施转变成参与安全需求表达、参与社会治安决策和实施、参与防控体系绩效评估。新型参与模式与公共服务型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动态平衡。     

论新加坡网络空间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本国的网络空间治理,新加坡就是一例。尽管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布晚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其网络空间治理的实践早就在国内展开,并随着多种行为体的加入最终形成了本国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新加坡充分发挥了政府、互联网企业、科研院校、技术社群、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的力量,为建设"智慧国家"提供更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从网络空间治理的趋势来看,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当中吸收有益经验,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在多个角度发力,从而保障中国网络空间的秩序与稳定。     

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指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针对潜在的或者出现的危机,协同实施系列性的危机预防与控制活动,把处于混沌无序的危机状态系统中的各种要素转变为具有一定规则和秩序的、相互协同的自组织状态,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损失并增进公共利益.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完善常规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合理界定组织的权力与职能;培养和提升各参与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实现网络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共享和主动协同.     

非政府组织与捐赠主体关系探讨

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工作参与主体之一,与政府及一系列公共行为主体共同承担着对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在促进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优化政府政策制定、动员社会成员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各捐赠主体对非政府组织捐赠的资金是非政府组织立足之本,正确理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支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网络参与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网络分析在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学界长期忽视其中宗教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世界范围的"社团革命",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也通过国际社会网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它们的组织性使其表现出与世俗组织相似的网络参与特征,但其宗教性却使其表现出诸多的独特参与模式。对于某些自由派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来说,即便是政治机会结构缺乏时,它们也越来越主动、频繁地借助整体网和局部网的角色转变直接介入国际政治事务。它们的宗教性既是其作用优势所在,同时也是其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河南省民间组织发展对策探析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2009)认为,民间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可见,民间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民间自发组织。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河南省民间组织发展对策探析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2009）认为，民间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可见，民间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民间自发组织。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