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己”与“克己”

从《论语》的记述看,孔子讲求的“仁”一方面须“推己及人”,一方面须“克己复礼”.表面上看,“推已”与’克己”似乎是矛盾抵牾的,其实并不然.“推已及人”也即孔子一再强调的“忠恕之道”:“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照孔子的意思,每个人都有其所向所背,向即好,背即恶.人欲为仁,首先要从自己有其所向所背、所好所恶,推之别人也有其所向所背、所好所恶;进而自己欲实现其所向所好,同时也要使别人实现其所向所好,自己欲战胜其所背所恶,同时也要使别人战胜其所背所恶.这是“推己及人”的本义所在.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曹丕"文气"说考辨

曹丕的"文气"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后人对"文气"说的内涵有许多歧解.在认真地考察辨析前人各种解说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文气"说的源流、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文气"之"气"是指文章的创作和阅读在展开过程中的流畅程度,"气"之"清浊"是指"文气"流动的轻畅或重滞这一新的见解.     

周秦社会变迁与"友"的衍化

我们现今所说的"友"或"朋友"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友"指同姓同族之兄弟,亦指兄弟相处的伦理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友"的含义逐渐发生了衍化一是作为人称,所指的对象由亲属关系(同姓同族兄弟)向社交关系转变;二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则逐渐丧失了宗法政治的功能,而向家庭伦理转变;三是由于社会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异姓同族之人交朋结友的现象不断增多,又相应地产生了以"信"为核心的"朋友之道"."友"的含义的如上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秦之际的中国社会变迁.     

"偏"、"翩"之争——对"偏何姗姗其来迟"的考证

]<汉书>中"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一句在之差,令古今学者对此句产生了不同理解.实际上,"偏"翩"两字在上古已具有互通的基础;词义虚化的客观规律从事实上否定了"偏"在汉代作为语气副词的可能性;历代文献资料也证明了"翩何姗姗其来迟"在句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我们认为在"偏何"一句中,"偏"应看作"翩"的假借字.     

"绘事后素"考辨--兼析"礼后乎"

"绘事后素"与"礼后乎"之论断,是儒家在解读<诗经·卫风·硕人>语句之特定情境下推演产生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是<诗经>特有的文化基因与儒者彼时彼地之智慧与理性相互激荡而进发出的思想光华.从文本训诂看,"绘事"即绘画之事,"素"指素白质地;"绘事后素"即"绘事后于素",指绘画中巧布众色当在具备了素白质地之后.儒家崇礼,认为礼乃"国之大器";同时认为,礼亦是"文",它必须以仁德--即"质"作为基础和精神内涵.所以"礼后"即"礼后于仁",儒家赋予礼丰富的道德精神.     

《山海经》"饮食自然"义考

今本<山海经>描述的凤凰"饮食自然",并非指凤凰自由自在地饮食、歌舞之义."饮食自然"一词来源于道教经典文本,系指"饮食元炁"之义.在道教中,"饮食元炁"是指对生命本质能量--"元炁"的汲取,是对生命本然状态及活动方式的表达.因此,<山海经>描摹的凤凰"饮食自然"与"自歌自舞",乃构成了一种契合宇宙生命运动本质节律的象征形式,是古代中国人关于生命本真存在的神话图景式观念反映.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重评旧戏改良论争中的"新青年派"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派"知识分子就旧戏改良问题与张厚载等人进行论争,这是中国文化界第一次对传统戏曲现代化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在论争中,"新青年派"在新旧文化对比、中西文明对比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注重戏曲在新文化传播中的载体功用、注重新的剧评体系建设、关注现实题材、追求表演写实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戏剧理论.但由于对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传播形式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新青年派"所提出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往往不具备可行性,形成了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之间的矛盾,使旧戏改良无法真正实施.在论争后期,"新青年派"转而主张学习西方戏剧特别是现实主义话剧,并进行话剧的译介、创作等活动,对我国现实主义话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审美现代性之"新奇"观的蜕变--从波德莱尔、阿多诺到罗兰·巴特

自波德莱尔以来,"新奇"成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之一.波德莱尔之"新奇"是指艺术家对瞬间呈现的美的捕捉,它标识着主体的"独创性";阿多诺把艺术对"新奇"之物的渴求,规定为艺术对抗物化现实的"动能"和策略;罗兰·巴特的"新奇"则是指"文"的生产性.通过对"新奇"的意义之蜕变的考察,透视出审美现代性展开的脉络及其危机.     

孔孟“仁者爱人”说与生态文明

生态问题,是我国和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子和孟子的"仁学",含有我国先秦儒家优秀的生态思想。孔孟本着"爱人"的"仁德",运用"能近取譬"的"仁之方",推己及人,立己立人,成己成物,推"亲亲"及"仁民",再推"仁民"及"爱物",彰显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大力弘扬孔孟"仁学"珍爱自然、恢复自然的智慧,是基于这样的意愿:促进"美丽中国"建设,以期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推动中华民族之永续发展。     

价值规范的"外推"与"内生"

价值规范是根据什么制定和确立的?这是关系到一切价值体系的根据、前提和基础的“元问题”。在价值论、伦理学史上,一种典型的价值(道德)思维方式和方法是“推己及人”。但“推己及人”的“外推式”思路存在许多误区,如违背了主体性原则,模糊了主体间的差异,隐藏着自我中心、以己度人、强加于人、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价值风险。对“推己及人”的批判导致了“内生”方式的提出,不过“内生”方式也存在许多理论和现实困难。现实的可能抉择只能是:以“内生”作为总的方向和趋势,辅之以包括“推己及人”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方法,全面探索价值标准确立、价值规范生成(包括推广、检验)的方式与方法。     

"面缚":古代投降仪式解读

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礼俗制度等方面考察,古代投降仪式及请罪中的"面缚",其含义既非少数人所说的缚双手于胸前面前之意,也非个别人所说的"系颈或缚首"之意,而是指反训的"背缚"或"反缚",其具体做法是既系脖颈,又缚双臂、双手于身背之后.作为古代投降仪式的一个动作,"面缚"多发生于改朝换代或战乱之际,至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面缚"的使用更加频繁,这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与其他动作一起构成投降仪式,二是单独构成投降仪式,三是用于大臣向国君的请罪,四是成为"投降"的代名词.     

从科学事实"是"中推不出价值"应该"来--试修正"休谟法则"

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一重要问题,也是许多哲学家仍在继续破解的理论难题.由于缺少相应价值学理论平台的支持,这些题解仍是无效的.本文以系统价值学为依托,探寻全新的切入路径,提出修正休谟法则的观点.它们是:从科学事实的"是"中,推不出价值规范的"应该"来;从价值事实的"是"中,推不出科学规律的"应然"来;从科学事实中,可以推出科学规律"应然"来;从既定价值事实中,可以推出既定价值规范"应该"来.     

"仁"字之起源与初义

甲骨文中尚无"仁"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出现"仁"字.在郭店楚简中,仁的含义已经相当丰富.在<尚书>、<诗经>、<周礼>等汉代以前文献中,仁的含义主要涉及王者为人的品格与德性,爱人、亲人,并能够推之于物.与具体的人事相联系,仁或指一种能够见之于外的美善行为,或指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良好意识.爱人、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是孔子之仁的最基本规定,是儒之为儒的本质所在,也构成了儒家之仁的底线要求.把"爱人"置于仁的核心,也能够充分彰显出儒家伦理人性化、生命化和他者性的基本倾向与主体气质.     

"三一律"探微

"三一律"是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必须遵守的创作法则之一,尤其盛行于十七世纪的法国.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础、文艺思想等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三一律"的形成发展,"三一律"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盛行的原因,"三一律"将何去何从这三方面,对这一法则作整体把握和较为全面的阐释.     

"我思故我在"及其争议

笛卡儿是以正确运用理性的哲学方法论的鉴定为前提来开始哲学探索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是严格按照这一方法论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了笛卡儿从思维中推导出外部世界的确定知识的基础,是笛卡儿哲学体系的奠基石.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在哲学史上引发了众多的争议,这些争议表明哲学问题的解答决定于哲学的方法论.对于相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会导致极不相同的哲学答案.所以哲学的批判和创新首先是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和创新.     

《论语·宪问》篇"骈邑三百"解

对<论语·宪问>篇中"骈邑三百"的通常解释是:"骈邑这个地方的三百户".这一说法沿袭何晏<集解>、邢昺<正义>等旧注而来.学术史上曾有学者提出骈邑未有其定地的观点,但未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骈邑三百"一语中,"骈"形容其连绵之貌,"三百"是先秦时期极言其多的"成语",这里用以指"邑"数量之多."骈邑三百"的正确解释是"骈连在一起的多个邑聚".     

"法之和谐"与和谐社会建设

"法之和谐"是建立在法美学是人学和正义之学这一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法美学是人学体现了法律的"合目的性"以及法律的人性诉求,那么法美学是正义之学则体现了法律的"合规律性"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而法美学是和谐之学则体现了人性与生产方式的互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可以说,没有生产方式与人性的统一,"法之和谐"是难以真正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之美"的实现离不开"法之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离不开"法之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