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改革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在经济快速一体化的前提下,出于移民控制、边境安全、应对新安全形势及保障人权的需要,欧盟确立了在司法与内务合作领域的政策目标。但欧盟在司法与内务合作领域的改革也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某些国家在该领域享有的特殊地位构成了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为实现成员国与欧盟超国家机制间利益的协调,建立并促进更紧密合作机制的有效实施成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论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改革中的“更紧密合作”机制

鉴于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其由国家间合作向共同体模式的合作方式转变,分析更紧密合作机制的基本构架,阐释成员国在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领域的特殊利益,指出更紧密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为机制的适用范围有限、欧盟机构的权能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没有取得主导地位,提出树立欧盟超国家理念的政治认同、促进成员国的理解合作是增强该机制实施效果的核心。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动因析论

作为欧盟的第三支柱,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进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启动,但这一机制的擢升却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动因。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之上,维护欧洲整体利益和应对新安全形势的现实考虑使得欧盟必须在司法与内务合作领域迈出切实有效的步伐,冷战的结束以及欧盟的扩大为此项议程的实践提供了契机,而来自欧洲民众和市民社会的支持又为这一进程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应运而生,从而构成了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新功能主义解读

新功能主义是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运用该理论对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进行分析和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总结新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对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进行理论解读。新功能主义认为,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是溢出效应的体现和结果;超国家机构在该领域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是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发展的重要成果和衡量尺度;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发展动力源自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溢出效应产生的压力;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发展提升了欧洲人对超国家机构的政治认同,促进了欧洲公民将其政治效忠从民族国家政府向欧盟超国家机构的转移。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政府间主义探析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为各成员国的政府间行为，其决策机制突出体现了政府间主义性质。成员国间的共同国家利益是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动力和限度。尽管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在范围和深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在决策机制方面引入了超国家主义因素，从而在该领域形成了以政府间模式为主、超国家模式为辅的混合决策体制，但由于涉及各成员国敏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仍将继续采取政府间合作模式，不会突破目前政府间性质的合作框架。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政府间主义探析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为各成员国的政府间行为,其决策机制突出体现了政府间主义性质。成员国间的共同国家利益是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动力和限度。尽管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在范围和深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在决策机制方面引入了超国家主义因素,从而在该领域形成了以政府间模式为主、超国家模式为辅的混合决策体制,但由于涉及各成员国敏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仍将继续采取政府间合作模式,不会突破目前政府间性质的合作框架。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俄罗斯与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试从＂安全困境＂、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的驱动、国家能力不足的驱动,来分析欧盟与俄罗斯在安全与防务合作可能性,认为欧盟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与防务是可能且必要的,只是路程比较漫长。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约束条件及主导力量——“10＋1”合作模式可行性研究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合作中,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制度推进的初级阶段。在东亚合作约束条件序列中,经济整合度和贸易开放约束较小,主导国和主导力量约束次之,政治和文化约束最大。与欧洲和北美区域经济合作不同,东亚文化背景殊异;百年殖民历史伤痛犹新;放弃国家主权疑虑重重,还没有形成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制度机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限制下,东亚经济一体化只能通过三个相互割裂的“东盟10 l”机制“迂回”推进,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合作采取的是自由贸易区方式。     

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

通过“杨乃武”案及其后续的审转程序可以分析得出,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县之间围绕所谓的“结果正义”和“事实正义”进行着长期的司法对抗,而案件最后的成功改判则可以看做是正常审理过程背后二者权力博弈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     

欧盟教育标准框架研究——基于“一体”与“多元”的视角

从欧盟教育标准的新视角入手,着重研究欧盟教育标准框架一体与多元教育体系,充分认识欧盟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着的差异,建立动态的教育标准框架,研究他们在教育上的优劣,根据各国不同的发展现状,求同存异,最后提出建立欧盟教育标准的基本思路,并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欧盟教育的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欧盟制度框架下的国际性别规范内化研究——以“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为例

国际性别规范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通过为标志。随着国际性别规范逐渐发展成熟并演化为一个“交叉性”问题,发展、安全、和平、政治权利、公共卫生、劳动等都成为国际性别规范涉及的领域。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标志着人权问题正式进入安全领域,形成了国际性别规范中的“性别与安全”分支。欧盟作为国际规范“试验场”,一度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制定走向。欧盟在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过程中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影响,尤其受到了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中欧盟对“人的安全”这一定义的充分理解的影响,明确了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欧盟通过区域行动计划、设立欧盟对外行动署性别顾问专员等方式,深化了内化性别与安全规范的战略目标。这些行动使得欧盟在政策上和实践上都形成了欧盟特点,不仅使欧盟保持着规范制定上的领先位置,更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这一议程代表的国际“性别与安全”规范提供了革新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提出构建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法律机制的观点,结合国际经济法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学理论和实践,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亚以至中西南亚区域的国际经济活动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中国构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积极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既是中国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既包括低层次的消极安全合作,即被动应对安全威胁的现状,也包括高层次的积极安全合作,即主动谋划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具有地区特色的亚洲安全观,坚持合理预期、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之争让位于功能作用,机制的主导权之争让位于共同主导,基本路径包括培育南海安全共识、打造南海安全共同体,研究现有合作方案并借鉴其他合作案例,重视双边合作机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注重国内立法并推动区域规则建设.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追求,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被自觉融入到社会主义发展观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新时期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科学指南,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旨归。准确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将为实践"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市民”、“公民”的二重化与人的自由解放

鉴于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通过对二者在人的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及自由问题的分析,对他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共性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从二者的差异中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其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超越,建立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收敛研究——对“绊脚石”与“垫脚石”问题的一个观察

随着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兴起,学界引发了关于绊脚石与垫脚石问题的讨论。通过RATS收敛角度的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收敛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通往多边自由化的一种可能路径。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规则之间的借鉴有助于缩小不同类型协定之间的差距,从而减少意大利面碗效应;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诺水平的相似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各协定对GATS的遵循;自愿合并协定的GATS=特征表明它们更倾向于巩固各国在GATS下的承诺。因此,从区域协定收敛的角度来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更可能是多边自由化的垫脚石。     

多层区域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与“澜湄合作”安全竞合关系研究

多层区域自下而上分为跨境微区域、次区域、区域与跨区域四个层次。已有研究普遍忽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与“澜湄合作”(LMC)的层次差异对两者竞合关系的塑造。GMS是跨境微区域合作,而LMC是国家间次区域合作,区域层次差异是两者安全竞合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GMS与LMC的产生寓于大湄(澜湄)次区域安全区域主义进程中,这两个机制在延续此前次区域合作机制在议题、行为体、区域主义层次等方面安全互补的同时,体现出安全身份互补的新特征。两个机制间的直接安全竞争涉及议程、国家角色凸显以及澜湄次区域安全治理固有症结等方面,间接安全竞争涉及外部行为体间的安全竞争以及“宏-次区域”安全模式竞争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