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论杜诗"以我为诗"

本文试论杜诗的"以我为诗",考察了"以我为诗"与杜诗的自传体风格的关系;并讨论"以我为诗"与杜甫的"推理之明,料事之确"(陈寅恪语)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杜诗从"以我为诗"何以能达到独特的"无我之境".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略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以"理"入诗

中国古典诗歌虽以“吟咏性情”为主要特质,却并不缺少“理”的艺术构成。在中国古代诗学中,“理”的合法性虽曾受到质疑,但以“理”入诗则又是历代皆有的诗学现象。无论先秦、汉、魏晋、唐、宋及至明清,理性光亮在古代诗苑中一路闪耀,从未停息。随着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思的构成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程度。以“理”入诗的高层境界不失形象宛然、情韵悠长的诗性品格,而直下理语、缺乏情致的粗陋说教则多为人所诟病。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王夫之宋诗观析论

王夫之承明人"宋无诗"的主流话语背景,对宋诗评价偏低。他认为宋诗存在四方面的不足:议论入诗,以理入诗;欺心炫巧,以意为主;发泄无余,枝繁理乱;讲求出处,喜欢用事。王氏对宋诗流弊的认识较为深刻,但他对宋诗优长的认识尚流于肤浅。王氏跟外界联系少,著作刊刻迟,其诗论在晚清才发生影响。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小城之春》与《廊桥遗梦》比较分析

以《小城之春》、《廊桥遗梦》为范本,对两部影片的叙事风格、影片"镜"语的象征意义、人物造型及其性格特征进行了阐述,着重探讨其中各自成趣的审美追求,力图从中西文化维度出发来解释主人公相似经历背后尚存差异的文化与思想背景,即均"发乎情",然《小城之春》片"止乎于礼",而《廊桥遗梦》片"止乎于理";但影片本身蕴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热爱,是的》

《热爱,是的》(珍藏版)本书收选了陈超先生创作的诗歌精品。对生存和生命的深入吟述,是陈超诗歌一以贯之的姿势。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诗人应具备"双重想像力",即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他的诗没有人格面具,读之,我们既面对着一个阅历丰富、令人信赖的有趣的诗人,又会有一种"照镜子"般的感受,在他的诗中我们发现了自己——似乎我们与诗人合作将诗"再写一遍",直到它深深捺入不同的个人的心中。这种平等的磋商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杜甫七律被后世奉为法式,影响至深,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七言律诗创作也得到明清人赞赏,但他倡言"诗必盛唐",尤其对杜甫崇奉备至,力追心摹,对杜甫七言律诗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一点却未引起学界注意.李梦阳七律对杜诗的承继与学习具体表现在题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对民歌的态度等方面.当然,李梦阳在模习杜甫七言律诗的同时也在题材的扩大、艺术技巧的求新、诗歌风格的别样以及以民歌入诗等诸方面有所创新.     

论司空图诗

司空图作为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主张“诗贯六义”．提出“全美为工”,并以这种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故其诗歌创作从整体上看是以醇厚、雅正为基调的．被苏轼评价为“犹有承平之遗风”。他善于在诗中调剂自己的情绪,所以他的诗中没有流露出太多的锋芒,太多的哀怨,这样的心态投射于其诗歌创作当中便呈现出一种沉静、从容、浑厚的风格,呈现出一些有别于那个时代整体风貌的独特之处。     

“千古一人”与“不知《三百篇》如何”——论析王船山对大谢的试图修饰与企图接近

在《古诗评选》之中,王船山评选了大谢包括古诗与乐府、小诗在内的三十余首诗,居于六朝诗人榜首。船山论大谢《晚出西射堂》有"不知《三百篇》如何",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有"即远入细,千古一人而已"等的评论精语。船山从"亦理、亦情、亦趣",从别具的"构思",从风韵神理的韵味等角度切入抓住了大谢诗的唯一。在此书中,船山也以一个理学家的深刻悟性评估大谢的乐府诗,这些均应是王船山于千载以下对大谢诗的试图修饰。但由于船山没能正视玄学价值以及大谢的玄学气质,因而其评论不可避免有很多漏洞。     

妙悟自然 感而遂通——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理趣

"不用禅语,而时得禅理",可说是王维山水田园诗中"入禅"之作的艺术特征。这种"诗禅结合"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禅入诗,以清静之心"妙悟自然"的艺术思维;二是以禅境写诗境,将禅理融于万物万象的感性形式之中,从具体生动的形象画面里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思想倾向,达到"物我两忘",诗情画意与禅理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可以说,禅宗思想为王维提供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并促使其用一种新思维方式来观照、反映世界。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