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50—1979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宗族仪式重现和宗族功能的“显扬”，宗族研究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前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１９８９；冯尔康，１９９４；钱杭，１９９５；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１９９８）；但Potter夫妇（１９９０）、唐军（１９９６）、赵力涛（１９９９）的研究却表明另一种状况：宗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     

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太和十八年(494)由平城迁都洛阳.对这次著名的迁都之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迁都洛阳是导致拓跋鲜卑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七月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历6帝7世凡97年;而迁都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宗族他人了,正如《魏书》所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     

北魏政权法律思想变迁析

北魏政权是我国古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一。北魏政权进行了九次之多的修律活动 ,它的每一次修律都反映着落后的鲜卑族在法律思想向汉家法律思想上的转变 ,北魏政权法律思想的这一变迁过程为落后的民族 (或地区 )向先进民族 (或地区 )的文化学习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

北魏军镇体系是拓跋鲜卑与柔然之间的藩篱,在北魏初期防御柔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后期军镇体系的解体,直接引发了北魏六镇叛乱,导致北魏政权瓦解.而以北魏六镇为基础形成的强大的北方军事集团直接主宰了北朝后期的历史,对北魏以后的历史影响深远.因此探究北魏军镇体系解体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处理边疆经略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此时的西域亦是各地方政权相互兼并,民族大交会大融合时期.中原虽然对西域的管理较薄弱,但却从未中断.而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从不自外于中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曹魏西晋在西域的管理;十六国时期前秦和河西地方政权同西域的关系;北魏及南朝各政权同西域的密切联系三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具体体现     

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

包含着理性、平等和民主原则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区方兴未艾,而宗族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消极力量,文章对宗族问题的成因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作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踐

宗族是中国古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同宗族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隆朝曾有较大规模治理宗族的实践活动,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宗族组织和清政权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了解清代社会也有所裨益。     

北魏的儒学与士人

北魏拓跋族在以武力夺取政权后,即面临着较高层次的中原文化对其游牧民族较低层次文化的挑战。为了立足中原,稳固统治,尽快缩短胡汉文化的差距,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北魏统治者对儒学特别重视,儒学在北魏得到很大的发展。北魏的士人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封建性的政治体制、统治方式、生产关系模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他们的活动和对儒学的发展,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以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为中心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岭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宗族问题的思考

包含着理性、平等和民主原则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在农村社会方兴未艾,而宗族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消极力量,本文对宗族问题的成因及其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作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社会经济与民族大融合

<正> 南北朝初期,山东是南方刘宋王朝与北方拓跋魏王朝激烈争夺的地区。公元5世纪60年代山东入于北魏,以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取代。至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北方,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山东先后隶属于北齐、北周。这个时期山东的历史,实际上是北朝历史的一部分。北朝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

同盟会与北洋集团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政坛崛起的两支新的政治力量,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说,这两支力量是互为对立的政治力量,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为志,北洋集团则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责。但在社会的发展和改造方面,二者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在清末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武昌起义促使这两支政治力量携手结为政治同盟,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