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运演及其批判

一切事物的数字化呈现是数字时代独特的构境域。数字通过捕获主体的注意力,并深嵌于主体注意力的深层结构,是构序注意力经济出场逻辑的存在性前提。注意力劳动、注意力时间、注意力权力是注意力经济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性构件。注意力劳动的生产性构成注意力经济的前摄基础,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是创造注意力经济的价值源泉,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生成注意力经济的权力机制。但是,注意力经济通过与资本的共谋,实现了主体赤裸化的加速、主体个性化的消融、主体革命化的消解,形成了资本统治下的生命政治幻象,进而诱使资本奴役下的主体成为"无用的大众"。这一群体的产生则意味着他们反抗资本统治的革命意志被悬置,进而合法化了资本支配现实的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澄清资本主宰注意力经济的假象,才能对资本褫夺主体生命的境况有根本性认知,从而彰显生命本真追寻美好生活的光明大道。     

技术、生命与治理——面向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

在传统的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一直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被审视,分子生命政治和监控资本主义将批判矛头指向技术,认为权力会利用技术将生命政治学变成生命经济学,实现对生命的资本剥削与监控。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生命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而技术对生命也发挥着一定的建构作用,技术与生命的关系由绝对的二元对立走向了联合共存。斯蒂格勒认为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这也进一步指明技术与生命的联系是内生性的,而非绝对的对立。所以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超脱于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与政治性存在,承认生命的技术性存在,将技术作为思考生命政治治理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将以权力批判为主导的生命政治,转向以建构性为特征的智能生命政治,从而为生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数字经济视阙下的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开创

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质的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字生态和数字治理的人类文明新样态。但如何开创数字生态的“共同性”和“公地”发展模式,需要国际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通力合作才能予以统筹解决。尤其是在数智化的镜像监控与平台剥削、资本驱力下的加速主义与循环回路、电子追踪下的消费者与从业者的矛盾等系统式变构的情势下,人类不自觉地从商品拜物教引至数字拜物教,从物质圈闭牵引至精神规训,貌似人类打破了传统的劳资矛盾,实现了镜像主义的现代性重构和电子解放,但实则人类已然封囿于资本的桎梏化“怪圈”中未能实现真正的生命政治解放。基于此,为妥善应对数智化时代的结构化风险,人类应在开创“共同性”和“公地”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数字风险”,有效审视数字治理的同心圆结构维度,即强化数字生态劳动创建、提升虚实联动发展、加强多元主体接榫,从而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全球数字公共生态,实现全球数字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中国数字阅读的文化狂欢与理性思考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数字阅读现象引发了学界的文化忧虑和探讨热潮。不可否认,数字阅读确实带有某些浅阅读、娱乐化、过度消费性等倾向,但其存在有诸多合理性。数字阅读的盛行是时代发展、技术发展和文化发展等多方面发展交汇的必然产物,数字阅读行为已经成为我们数字化生存方式中的重要内容。数字阅读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意义重大,其发展前景是光明、乐观的,它是数字时代人们基本的生存和文化需求。我们应引导数字阅读更好地为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服务。     

论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兼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及历史基础

数字政治学、数字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既是中国学术历史传统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的学术成果,又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的阶段性探索,也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创新及体系化。数字政治学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权力运行规律,数字政治经济学是从数字要素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数字历史政治经济学则是从数字要素和历史因素两个维度研究人类政治经济互动规律,是政治经济学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数字化和时代化发展的结果。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化构建不仅能够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知识生产及学术话语权垄断,而且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学术创新及人类文明进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乡村公共服务创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高效化、智慧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信息透明、交易成本降低、服务网络化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仍存在数字化人才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数字化融合不够等客观问题,需要聚焦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加快人才队伍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资源要素并促进模式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数字劳动中的隐私问题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使得机遇与危机并存。一方面,“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时空的限制,非物质性的劳动资料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非雇佣性的劳动关系使得数字劳动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个性推荐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与数字化劳动使得一切要素都被数据所中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随着劳动条件的发展与隐私观念的流变,数字劳动中出现新的隐私困境,包括隐私边界的时空困境、隐私主体的认知困境以及隐私行为的自主困境。现阶段,人们需要积极探索数字劳动中隐私困境的可能出路,突破数字监控的隐形规训,从而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论数字故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提高育人质量的必然举措。数字故事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相交融的产物,具有叙事性、可视性、教育性和数字化等特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数字故事辅助教学活动,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统筹规划数字故事创作、完善数字故事生产机制、深入开展数字故事作品交流评价与分享。同时,必须处理好数字故事的思想性与趣味性、数字叙事的逻辑性与故事的说理性、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促进师生之间思想深度互动,强化学生自我教育,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数字时代的存在革命

数字技术重塑了万物的连接方式和存在样态,引发数字时代的存在革命。数据化物作为虚拟存在,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打破了传统社会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的存在结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数字界面即时实现的思有统一。人的身体和灵魂经由数字化改造,丧失具身认知,成为可控机器。数字化的本质是虚拟化,社会生活的全面虚拟化造就完全的控制社会。数字媒介和算法框定了数字存在的边界。数字世界的超越在于破除数字乌托邦迷信和重建可感世界。     

福柯的生命政治

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生命政治视野下,个人－生命与人口－生命成为政治管理的对象,人口问题在18世纪日显突出,事关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着生命进入历史、政治和政治技术领域,生命获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福柯站在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探索关于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进而区分了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须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语境,即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充分运用了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谓“想象共同体”的成员,与生命政治叠合而成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们所称呼的“生命政治人”。     

现代生命政治谱系的更新与智能现代性的未来

资本逻辑的诞生直接开启了现代社会,并生产和规制了现代性的叙事体系.福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政治治理术实乃资本逻辑背后隐秘的"政治算数",使得资本逻辑实现了更好的增殖和积累.但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现代社会的今天,生命政治大大超越了福柯那个时代的想象,现代性也远远胜出以往的叙事风格.高频的数字矩阵以极速的算法重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以智能化、数字式的规训和培植对生命进行新一轮管控.然而,无论是焕然一新的"数字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都仍囿于资本逻辑贪婪的增殖本性,从而充当资本逻辑的"马刺".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迫切需要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危险,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正视数字技术的隐忧。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技术阴暗面的整体性视角,在此视角下,破解数字难民的困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权利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终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破除对数字化的迷思,还原其工具理性的本色,警惕其对价值理性的潜在威胁。在对公众数字权利加以保护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论数字报业的营销策略

数字报业意味着新一轮报业竞争的开始。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营销革命。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报刊的产业价值链、盈利模式和营销方式。数字报业应注重数据库营销策略、联合策略、整合策略等营销策略。     

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探索

培养面向东盟的高素质数字经济人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新文科”改革的题中之义。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是具有数字技术、东盟视野、经济素养、管理能力的人才,即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经济学专业与大数据、数字化管理、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等交叉融合,具有中国立场、国际视野、东盟视角和战略规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现阶段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育人、国际化合作育人、国际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为此,可构建“顶层设计+两融驱动+五化并举”的面向东盟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即从顶层设计上推进数字经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高地,形成政产学研多主体融通、“数字+思政”融汇的“两融驱动”的育人机制,构建专业交叉化、课程重构化、东盟国际化、平台一体化、队伍高端化的“五化并举”育人模式,形成一套符合地方财经高校发展定位、服务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培养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人才。     

论数字自我

数字化的扩展有可能延伸到“自我意识”的领域 ,形成“数字自我” ,开辟人的发展的一种新方式 ,使自我的存在和体验进入到新的境界 ,但由此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人文问题 ,因此需要从原则上确立其限度 ,其中所体现的是科技与人的深层协调。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