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名译法在近代中国的滥觞、嬗变与确立

从地理学术语翻译的角度出发,以概念史的方法探讨了“美国”一词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生成、演变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认为：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和外交层面对译名的操控以及学者和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是“美国”译名演进的3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们对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美国早期小说译介在中国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早期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成绩卓越。译介最早的美国小说是UncleTom'sCabin,译介最多的美国早期小说家是MarkTwain。尽管如此,美国早期小说译介在中国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没有一个美国小说家在我国享有编全集的荣誉;二是因为中国译介外国文学时往往与国内社会现实紧密相联,造成了厚此薄彼的现象。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海峡两岸外国国名、首都名翻译的计量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对海峡两岸外国国名、首都名翻译的差异进行计量比较,分析其原因,为两岸外来地名翻译的规范化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皇帝命名的外国国名

中国有几个邻国其国名是由中国皇帝命名的而且沿用至今,委实有点意思。日本（Japan）在我国南北朝时宋国范哗所著的《后汉书》中说,汉光武帝刘秀时在接见东瀛的使者时,封其国的国王为倭王,所以有了“汉委倭王”之记载。“倭”是对日人的最早称呼。“倭”字的意思包括：难看的。丑陋的,矮小的;说话,办事哕里哕唆的;单纯,听话的意思。对友邦如此称呼确实欠妥。     

从战略集中到两线对抗:美国欧亚战略的转变

战略集中原则是为维系国内政治经济稳定运行,要求主权国家避免同时在多个地区与一个以上以物质权力界定的国家形成多领域对抗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冷战中与冷战结束后的特定时期内,美国曾长期奉行战略集中原则,分别以“联中制苏”与“联俄制华”运筹欧亚战略。但自2017年以来,美国主要战略文件普遍对俄中两国采取敌视态度和敌对叙事,并提出同时打压两国的政策方案。特朗普与拜登政府也均在多个领域同时对俄中两国采取了高强度对抗措施。这种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急于对冲国家认同下降、科技创新放缓和对手发展向好三种趋势对其霸权地位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旧战略被放弃的同时,美国新的欧亚战略同步蜕变而成,其直接目标是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占据全球利益存量,不惜以战略失衡为代价延续霸权寿命。其战略途径主要包括投资自身、整合盟友和塑造认知。这一新欧亚战略有可能造成国际格局系统风险上升、世界发展与全球治理受阻、美国同盟体系利益分歧突显,并最终导致美国霸权加速衰落。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特征、认知与成因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近年来备受关注,投资总量持续增长,但在美国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相对规模仍较小。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中,私营投资的比例增加较快,投资产业范围更广,同时中国企业在美并购仍受制于国家安全因素考量。美国政界、商界和公众等对中国投资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联邦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审核审慎,州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中国投资增长以带动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内在需求和国家政策的外在推动,加上美国投资环境等有利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美国的主要成因。     

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1

拜登政府近期完成了对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认定美国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未来供应链政策将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弹性优先。全球供应链企业向来奉行效率原则在全球配置资源,拜登政府要求供应链安全优先,其本质是经济问题安全化,通过假想的美国安全威胁来改造全球供应链现有秩序,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体系。导致美国供应链政策转变的因素包括依对手实力和政治制度差异来识别安全威胁的国家安全观、在战略竞争中胜过中国的意图以及疫情中对供应链脆弱性的认知。供应链安全与弹性优先实际上是要求企业放弃成本与效率的考量,必定因逆经济规律而阻力重重。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表明,拜登政府可能将其政治意图捆绑于全球供应链标准之上,借供应链合规的力量改变企业的决策导向。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新疆棉事件的实质是美国政治权力操控跨国经济场域中的私人规制机构对中国进行打压。我国可依据反制裁法对美国的不公正做法进行反制,并建立元规制体系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公开、公平、公正治理。企业应增强供应链治理意识、合规意识和问责意识。     

杨洁篪:从学徒工到外交官

他的任命,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了一个生僻字。他的海归背景与布什家族的特别因缘,令人瞩目。他流畅的英语、儒雅的风度,谦和而稳健的行事风格,让人感到平和亲近。他,就是新中国第10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从体制到话语：当代美国国家体制的双重嬗变

重新认识美国,首先是重新理解当代美国国家体制。20世纪以来,围绕国家体制,美国发生了双重嬗变：一方面,分权结构向行政集中,整个行政系统自我强化,党派政治也在客观上托举起超级行政权,最终促使一种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与18、19世纪的美国政治传统背道而驰,为了证成新体制的合法性,美国知识界在批判和辩护的相反相成之中,共同推动话语变革,呈现出一套整体连贯又充满张力的合法化叙事。这一体制与话语的双重变迁耐人寻味,对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把握当代美国的政治机理,至关重要。     

从卡特到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在中国政策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中心途径打开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黑箱”。冷战结束使对华政策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总统和国会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状态。布什总统利用总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技能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居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遏制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内对国会的迁就,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低谷。借助社会中心途径发现,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问题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中国政府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调整阶段。分析调整的原因，美国最高决策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美国国内在中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析，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来孤立新中国行动的失败，造成其政策的左右摇摆。此外，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和判断促使其调整对华政策，但又始终受到美国国内亲蒋势力和中共对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在美国全球战略出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麦卡锡主义既是一份警告杜鲁门政府在东亚不得再退却的最后通牒，又是一帖促使它步入军事干涉中国之路的刺激剂。     

美国教育的嬗变

美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向国外学习并不断地自我发展与创新的过程 ,是多样化的形成过程和广泛的社会参与过程。多样化使美国教育适应能力强、灵活性大、变革快 ,而广泛的社会参与更是直接推动美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选举中的议题设置与中国议题

议题设置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环节,充当着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关键链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议题日益成为美国选举政治的热点议题,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基于议题设置的相关理论,本文对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中国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文章指出,作为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延续,中国议题将在美国选举政治中长期存在。在实现候选人迎合政治与舆论潮流的传播效果的同时,中国议题还可以通过内容阐释框架与党派属性议题保持高度一致。文章认为,竞选中的中国议题对候选人当选后的涉华倾向具有消极影响,存在中国议题负面炒作的"常在化"趋势。基于这些观点,本文尝试提出了加强对美经济外交、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注意通过对美外交在选举年主动设置积极中国议题等对策建议。     

从文体学角度论英汉翻译的适应性

英语文体学与翻译密切相关,文体是翻译时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文体学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英汉翻译的适应性：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和体裁的风格方面必须保持一致,应用文、广告、新闻、科技、文学五大门类的文体有其各自的语言特点和相应的翻译方法。     

从对抗到合作--试论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1961-1972)

本文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原因谈起,主要探讨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是如何考虑中国因素的。美国之所以发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误会或错误那么简单,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部分,是冷战思维与美国门户开放梦想碰撞的结果。在越南战争的十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O度的转变。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越战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越南战争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分水岭,越南战争的结束和美中和解的实现导致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划分势力范围和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时代向以对话和合作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转化,国际格局也由此开始走出对抗的两极格局,人类相互依存和彼此合作的时代开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