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类型书院文学教育的地位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在不同类型书院教学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各有差异.科考类书院以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教学为主,是应试文学教育占主导地位的书院类型;清初义理类书院文学课程教育主要体现为业余教学,乾嘉以后的义理类书院文学教育推崇古文,在理学为宗的教学体系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为典型代表,文学教育被明确置于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晚清西学书院的文学教育处于被漠视的极次要地位.     

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在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体现了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的特色,因而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丈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酵母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时主要采取发放膏火、刊刻佳作、传看课卷、正附课（或内外课）升降等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措施成为鞭策生徒的酵母,大大激发生徒的研习积极性,在实现书院文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一些专门从事科举之文教育的书院又可借此来提高科举命中率从而扩大自身影响。由于奖惩措施优越性明显,因此它不仅存在于清代诸多书院的课试教育中．而且也被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所接受．     

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文章鼻祖》作为钟山书院教材,是乾隆书院理念、早期钟山书院教育思想与杨绳武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杨绳武选文经传、史汉、诗赋并重,所选皆为“文字之祖”,特别推尊《尚书·尧典》作为万事万物之祖的至高地位,建构了《尧典》与经传、史书、文章的渊源脉络。在具体阐释上,杨绳武采用以文说经的方法,抉发经传、史书的文学特征与价值,与乾隆以后经史研究方法异趋,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为科举写作服务的现实意图。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课试禁忌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禁忌涉及到课试作弊、课卷内容、交卷时间等诸多方面。清代书院课试禁忌虽有呆板、僵化的一面,但它在净化学风以及保障课试的公平性等方面成效卓著。在课试禁忌的约束下,不少生徒能潜心研习,这对于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以及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大有裨益。正由于此,清代书院课试禁忌对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有所沾溉。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张栻主教岳麓启示略谈

张将教育新理念注入岳麓 ,无论在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上 ,还是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岳麓形成了以“关心现实 ,注重经世”为特色的湖湘学派特征。会讲制度由张首创 ,是一种把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典型模式。张倡导学术自由、学者交流的教育理念 。     

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

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别具一格的学校。它多半由私人或地方自筹经费,以德高望重的学者为“山长”、“洞主”,自定学规,在教学上注重自学,注重“穷理”,以学“为人”为主旨,讲求修身、处事、接物。书院也是当时著名学者会萃之地。一些著名学者,曾以书院为收藏图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宣传学术主张之所。如果主持书院的学者属于某一学派,这个书院也常成为这学派的活动基地。有的书院也议论朝政。它在我国学术     

张Shi主教岳麓启示略谈

张将教育新理念注入岳麓 ,无论在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上 ,还是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岳麓形成了以“关心现实 ,注重经世”为特色的湖湘学派特征。会讲制度由张首创 ,是一种把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典型模式。张倡导学术自由、学者交流的教育理念 ,与现代教育思想是相吻合的     

阮元与清代学风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家埋头考据,忽略经世;崇尚汉儒,排斥宋学。书院教育则一味追求时艺,思想僵化。扬州学派领袖阮元为扭转不良学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任学政时,改革考试内容,倡导经史实学;任会试副总裁时,所出考题皆有关国计民生;先后创办新式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通经致用的真才实学之士;在学术界,阮元倡导通儒之学,主张汉宋兼采和经世。阮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倡导的新风得到了焦循、凌廷堪等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呼应。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所倡导的汉宋兼采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对清末学术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清末汉宋合流和经世思潮的兴起进行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考

东林书院崛起于王学盛行之时，以“卫道救时”为宗旨，重在究明学术，传程朱道脉。然其讲习之余，时以文会“联属同志”，“以友辅仁”，体现了对于文学与学术关系的理解。从社之缘起、社之会盟、社之盟主及成员、社中文会盛况等方面可以考察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的发生、发展，揭示作为学术阵营的东林书院不应被忽视的文学功用的一面，为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向“网”发展：学者UP主的身份调适与集体形象

知识数字化传播使网络科普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学者向“网”发展在获得影响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学者身份边界的反思。本研究以B站学者UP主为研究对象,运用NVivo12对多轮访谈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以身份建构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分析学者向“网”发展的身份调适与集体形象。学者UP主具有复合身份,新的身份边界正在出现。从“纯粹学者”到“学者UP主”的身份调适呈现“回退”“求变”“调和”“融合”的个体差异,在不确定性背后隐含着集体形象的群体性建构。学者向“网”发展既形成了突破体制框架、适应数字传播的集体观念,又秉持珍视学术自由、遵守专业规则的价值规范。拥有复合身份的学者UP主策略性地处理学术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区隔,向“网”发展而始终“感觉自己是学者”,亲近网络文化而又“反市场化”,保留着学术身份的底色。     

古代书院实施大学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

始于中唐以后的民间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 ,是实施古代大学教育的学院。古代大学“皆用口授”的教学方式向生徒可“视简而诵”的转变是古代大学教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飞跃。书院一开始就有补于官写“废坏”在数量上的不足和“皆用口授”在方法上的不足 ;书院在宋代与说学的结合则又使其在内容和教学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书院在实行导师全面负责的教学制度下采取了教师升堂讲说 ,生徒个人读书、作业、自修 ,师生质疑问难 ,学友互相切磋。　展礼仪、优游山川 ,组织讲会、文会、诗会 ,以小考核、课试等教学组织形式。书院并将德行的修养当作学习的最高目标。书院的教学经验和理性思考中的许多问题对今天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均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