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周时期三晋地区的墓地制度

作为墓葬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墓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财产乃至社会关系。与上马墓地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邦墓”墓地相比较,二里冈战国墓地代表的战国时期平民墓地的墓地制度暗示出其亲族关系似出现了淡化迹象。三晋地区陵园制的出现是墓地制度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政体的一种折射,陵园制使得位居陵园中心的国君墓唯我独尊的氛围更浓厚,这恰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相适应。     

疆北草原的石人石棺墓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我国新疆北部的大草原上,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石人石棺墓葬,其中包括单墓制墓葬,或者两个以上、用围墙围起来的坟院制墓葬。但是无论单墓制、或者坟院制墓葬的石棺墓前多有面向东的石人、或者条石。这些石人石棺墓葬,当是我国古代新疆地区塞种人的遗存。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说的"独眼人",就是塞种人的一支。这些石棺墓前的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墓前石像生。汉代以后,墓前立石像生的风俗传入内地,成为我国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     

东汉诸侯王墓葬制度探析

东汉诸侯王墓是规模、等级仅次于皇帝陵的大型墓,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阶层的埋葬制度,而且便于更全面认识汉代丧葬等级制度.通过对考古发掘并已基本认定的东汉王墓、王后墓的考察,结合文献记载,从墓葬的地面建制、墓葬形制、随葬品、玉衣制度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东汉诸侯王墓的基本特征.     

三峡库区忠县石匣子古墓群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据各类文献史籍记载：东周时期,重庆忠县一带为巴国腹地。然而,通过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在这一地带发现了大批楚文化的墓葬,尤其是2007年度在洞天堡发掘的几座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陶器鬲、孟、罐等与楚国腹地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鬲、孟、罐完全相同。可见,当时楚文化的势力已达到巴国内地。对这一地区的地下考古资料作深入研究,对复原楚文化西进和巴国衰落的社会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当地汉墓中出土器物既表现出了汉大一统文化的现象,也可以看出其土著文化仍很强烈。     

从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谈西夏的主体葬俗——火葬

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主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因其活动地域主要在北宋的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西夏在历史上曾存在一百九十余年,其文化既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又融汇了汉文化和佛教文化,反映在葬俗上,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其别具特色的文化内涵。70年代后期,在武威西效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这是两座具有明确纪年的墓葬,这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西夏党项羌人的葬俗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下面,本文就这两座墓所反映的党项羌人的主体葬俗——火葬,结合史籍资料,对这一葬俗作一简略阐述。武威西效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葬,两座都是单室拱形券顶砖室…     

熊家冢楚墓墓主身份蠡测

从墓葬规模和规格来看,熊家冢墓应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一座楚王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楚王中,可以排除一部分楚王为熊家冢楚墓墓主的可能性。从人殉制度在先秦时期发展的历史来看,熊家冢墓主为春秋晚期楚昭王与楚惠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内容所发生的诸多的关联性和耦合的现象来推测,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应是春秋晚期的楚昭王。     

长沙楚墓发掘报告

《长沙楚墓发掘报告》是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研究员主持承担的“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其最终研究成果《长沙楚墓》一书收入了从1952年至1993年在长沙市近郊发掘的楚墓(2048座)及出土随葬物品(14752件),资料非常丰富。通过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着重解决了长沙楚墓的分期与年代,建立了比较可靠的分期断代标尺,着重分析了长沙地区楚文化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以及与此同时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与影响,对研究我国古代南方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一、长沙楚墓的墓葬形制分类有新的突破。长沙楚墓的墓葬形制都是土坑竖穴,分为无葬具墓和有…     

新疆阿勒泰加朗尕什、哈拜汗墓地发掘成果

2012年8月29日至10月4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阿勒泰哈巴河县加朗尕什水库淹没区的加朗尕什基地、哈拜汗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44座.两处墓地周围分布有大量的岩画,墓葬分布在别列则克河两岸台地上.墓地所在地是加朗尕什村牧民冬牧场. 加朗尕什墓地共发掘墓葬16座.墓葬地表封堆有石堆、石圈石堆两种,封堆直径3～12米.有的墓葬封堆上立有石柱.墓室有竖穴土坑墓和石棺墓,墓中人骨均不全,有的墓葬内不见人骨,另有无墓室墓以及疑似祭祀的遗迹.出土遗物有铜器、一件夹砂红陶罐和一件石拍(图1).石拍表面粘附着疑似金属的细微颗粒,这件石器可能是矿石冶炼的工具,陶罐内壁附着残留物.墓地北侧的岩石上有大量的岩画,主要为羊、牛、马等动物和射箭、舞蹈形象图案.     

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研究

高句丽以集安为都425年,分布在集安的大型积石墓王陵将近20座,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有关文献记载,提出其分布地点是在"故国"三川之中,之后对《集安高句丽王陵》报告中确认的13座王陵和12座备选墓葬,以及太王陵、将军坟等墓的墓主人推断,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已有观点的进一步论证和丰富,同时也有笔者新的思考和看法。     

广西先秦墓葬制与族属社会性质浅论

近年来,在广西地区相继调查发现和清理发掘了一批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批珍贵遗物。这些墓葬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排列整齐有序,随葬品丰富多样,具有一定组合,地方特点较为显著。从这些墓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墓地的选择、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的配置等方面,已初形成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丧葬习俗,为研究广西地区先秦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文化的发展诸方面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广西先秦时期(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墓葬制度、社会性质、族属筹问题,试作初步探讨。欠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库伦一号辽墓壁画及其《鼓手图》

库伦一号辽墓是吉林省博物馆1972年6月在哲盟库伦旗发掘的一座辽代晚期壁画墓。这是一座贵族墓葬。该墓保存了大量精彩完好的壁画。这些壁画内容丰富,技巧高超,规模宏伟,为历来辽墓出土壁画所罕见。从绘画风格上看,与唐宋的写实主义画风一脉相承。它是我们研究辽代社会习俗和艺术传统技法的难得的珍贵资料。壁画根据不同内容分绘在墓门、天井和墓道的墙壁上。墓门两侧绘门神,彩凤、祥云等。天井两侧绘山水、竹林仙鹤、湖石牡丹,男仆女侍。在墓道两侧的巨幅壁面上则绘墓主人“出行”和“归来”图。出行图全长22米,描写墓主人出行前的场面。     

有关李贤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宁夏博物馆与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发掘了一座北周墓葬,出土许多珍贵历史文物,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据出土的两合墓志获知,墓主为北周李贤及其夫人吴辉。     

渤海墓葬演变与渤海初期人口的民族构成

墓葬是渤海政权的主要遗存之一。渤海墓葬分为三种结构六种类型,即土结构中的土坑,石结构中的石圹、石室、石椁(棺)和砖结构中的砖室、砖椁。六顶山墓葬中占总数一半以上、多为中小型的土坑墓属于以粟末部为主的靺鞨人的墓葬,石结构墓葬中的大中型墓葬则是自营州东奔、构成渤海政权初期上层掌权者的粟末部、白山部靺鞨人和高句丽人的墓葬,这部分人正是日本古籍《类聚国史》中所记载的包括"都督"和"刺史"在内的"土人"。位于"土人"之上的渤海王族大氏是曾附属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     

武威西郊西夏墓墓葬题记述论

1970年代以来,甘肃武威西郊附近先后发现七座西夏墓葬,其中有六座墓中出土的葬具和木板上有题记。题记文字有汉文、西夏文、梵文三种文字。内容有的是专门书写亡者姓名及死亡时间的灵位牌,有的是书写在木板上的佛教经咒,有些是书写在木板上的购买墓地的买地券等。这些墓葬题记文献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安阳殷墟孝民屯商墓用席研究

本文通过对殷墟孝民屯遗址645座商代墓葬中使用席子现象的梳理统计，以量化的形式证明了席子在晚商墓葬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以及该遗址墓葬中席子的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受时代与墓主人性别、年龄、等级的影响。文章对孝民屯墓地各墓中不同位置使用席子的痕迹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各类痕迹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推测，形成了对我国早期葬具发展史中，席子这类遗存应曾起着重要作用的有益结论。同时对商代晚期殷人的居住生活状态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还原与推测。     

去年广州发现古墓百余座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去年配合广州市郊的基本建设工程发掘了由西汉至明代的古墓葬一百零三座,获得出土文物二千零一十六件。这些墓葬的建筑有全用大木构成的木椁、用砖结砌的砖椁、用大石板盖面再用灰沙捣筑成的外椁,最简单的是土坑墓,仅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坑,没有椁室建筑。在发掘的西汉墓中,以华侨新村发现的几座较为重要,墓的规模较大,全部都用黄色细沙作填土,这是广州西汉墓建筑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出土的陶器大     

宁夏北朝隋唐墓壁画研究

宁夏北朝隋唐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百余幅历史与艺术价值颇高的壁画。北周李贤墓壁画第一次完整展现了北周墓葬绘画风采,填补了我国绘画史空白,并对隋唐墓葬壁画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田弘墓壁画为搞清西魏—北周墓葬壁画的全貌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隋史射勿墓壁画为隋代考古所稀见。     

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 ,形象地刻画了古蜀国的祭祀情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刻画了天门的象征 ,应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质朴的古蜀人早期天门观念。这种天门象征后来演化为双阙的造型 ,如简阳鬼头山崖墓 3号石棺画像和巫山东汉墓中出土的 7件鎏金铜牌饰件上都刻画了双阙与“天门”二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彩绘帛画 ,也表达了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由此可知 ,古代蜀人的“魂归天门”和楚人的“引魂升天”在主题观念上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古蜀文化与楚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和影响。     

天回医简整理研究引领中医学术前沿

2012年7月－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当地俗称“老官山”）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墓葬4座。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4座墓葬中,三号墓出土了1000余支医简和一具髹漆经脉人,这是四川省第一次发现简书,也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最能系统反映秦汉时期医学面貌的出土文献与文物。经研究证实,这些医简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扁鹊仓公之医学密切相关。     

谈蜀国灭亡的原因

<正> 公元三世纪,中原大地上,魏、蜀、吴三国展开了剧烈而复杂的争夺统一中国的斗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较量,魏国(即后来的晋)终于在血与火、刀与剑的搏斗中,先灭蜀,次吞吴,一统华夏!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蜀国为什么首先灭亡?在历来的史学家眼中,蜀国是三国中治理最好和最成功的国家,因而也该是最有可能去完成统一大业的。可惜,历史偏偏给了人们一题出乎意料的答案。关于这一点,连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王夫之也疑惑不解。于是,后人们找出种种原因,力图解释它:一、蜀国太小,力量有限。二、诸葛亮去世过早,刘禅昏庸误国。三、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