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与日本的纷争--兼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

民国年间,中华书局教科书贯穿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由此引发了一次与日本的外交纷争.但中华书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挫败了日本方面的无理指责.联系到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重温中华书局不忘国耻、秉笔直书的精神,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日记中的蒋介石”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介石研究和日记资料的运用是近年民国史学界的两大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日记中的蒋介石”学术研讨会,正好将这两个热点予以结合:从蒋介石看人、看事转变为他人如何看蒋介石、如何看民国史事;以不同日记为资料来源,针对某一问题展开比对研究;日记与档案等多种资料的互补运用.会议不仅讨论了蒋介石及民国时期的重大史事,同时从史学方法的层面深入探讨了日记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这些年来日记使用的一次检验与总结.     

清末教科书审定

清末审定教科书的标准有二：其一为是否合乎当时的教育宗旨,即对教科书进行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性审查;其二为是否合乎现代教育的基本规范,即对教科书进行教育的学术性和技术性审查。从审定的实际情况看,教育的学术性和技术审查对于保证清末教科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估计过高;思想性审查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排满＂革命等社会新思想的传播,保护了旧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清末的教科书审定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新式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思想的变迁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民国保守主义者深化西方精神科学论

民国保守主义者也是积极参与并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之士,而他们在输入西方学术理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新文化"派。就人文社科——精神科学领域而言,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引介并研究的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不逊于"新文化"派对西学的引介和阐发。实际上,除政治、哲学以及文学而外,民国保守主义者还对历史、教育、经济等其他源自西方的精神科学内容多有引介和深化。有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固然不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首次引入,但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之的研究、传播则深化了国人对这些精神科学内容的理解。此外,还有一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往往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最先引入国内,并对之加以生发论述,而这则极大地拓展了国人对西方精神科学的认识。     

民国保守主义者深化西方精神科学论

民国保守主义者也是积极参与并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之士,而他们在输入西方学术理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新文化"派。就人文社科——精神科学领域而言,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引介并研究的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不逊于"新文化"派对西学的引介和阐发。实际上,除政治、哲学以及文学而外,民国保守主义者还对历史、教育、经济等其他源自西方的精神科学内容多有引介和深化。有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固然不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首次引入,但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之的研究、传播则深化了国人对这些精神科学内容的理解。此外,还有一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往往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最先引入国内,并对之加以生发论述,而这则极大地拓展了国人对西方精神科学的认识。     

社会科学研究的多重基金资助特征分析

以SSCI收录中国基金论文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重基金资助状况进行分析,构建了多重资助加权网络,计算了该网络的整体属性,对其网络特征进行了分析,揭示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多重基金资助网络的度分布特征、中心性和集聚性。研究证明,多重基金资助加权网络具有小世界、无标度特性,也即少数基金对多重基金资助网络结构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基金与其他基金共同资助众多,应进一步提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社科类基金的资助力度,更应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产出的质量。     

基于SSCI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基金资助分析

以SSCI为统计源,对SSCI收录中国社科论文的基金资助进行分析.统计了基金论文作者来源的国家/地区分布,分别讨论了国家基金、部委基金、省区基金、国际基金、高校基金对社科论文的资助情况,综合分析了基金资助论文的学科分布.得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金资助机构较为广泛,国家基金是论文产出的重要资助源;但基金资助区域分布不平衡,研究领域涉及面较小,提出应重视和完善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机制,加大基金资助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基础教育教科书质量保障机制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教科书质量保障是课程质量保障的核心组成部分,把握教科书质量保障对确保课程质量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功效.笔者通过对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基础教育教科书质量保障的发展趋势进行对比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新教科书研制开发良性机制和质量保障系统的一些具体策略和措施.     

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20世纪20年代，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等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小学语文教科书由“综合知识”编写模式转向“儿童文学”编写模式。周作入将儿童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关联起来，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五十年来民国救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国救灾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第一阶段,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水旱等灾害资料整理及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史学研究成果鲜见。第二阶段,中外学者在慈善、灾荒、救灾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整体来说,民国灾害救济史在整个民国史和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仍然十分薄弱。无论从史料的开挖、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运用,还是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展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将武昌起义之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官方与民间对此均十分重视,届时举行各种活动以为庆祝。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到后来国庆活动中官民分立与对立的变化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则将国庆活动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及宣传启发民众的重要时机。进入20年代以后,国庆活动往往成为各界民众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合;另一方面,国庆活动中亦增添了体育及娱乐、游艺等内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反映出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民国潮汕女子教育述论

关于民国潮汕女子教育的研究著作较少,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对教会女学的探讨,对潮汕地区自办女学的研究相当欠缺。选择以民国潮汕女子教育为考察对象,通过广泛收集整合有用史料,对这一时期潮汕女子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及特点、女子教育理念及实践、女子教育的成效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力求从地域特点和社会性别构建的角度来展示民国潮汕女子教育。其结论是:女子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经济的限制,女子教育的理念和实效更是受到地方政治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女性必然存在着有别于男性群体的特征。女子教育也应当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最近十余年清末民初教科书研究述评

近年来,在史学研究层面整体下移和教科书建设成为新课改着力点的双重影响下,清末民初教科书日益被学界所重视。通过对最近十余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现有研究以探讨清末民初教科书的本体建设以及教科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为主要取向,并着重从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视角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历史脉络、编制特点、出版发行、编审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已有研究深化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研究,也为社会转型期的教科书建设提供了参照资源,但对清末民初易代之际教科书特点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王世杰研究述评

王世杰是一位在民国学术、教育、政治、外交界等多领域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近年来随着《王世杰日记》的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与民国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与王世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加以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王世杰本人,以及民国政治史、外交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