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是阿诺德文化理论的代表作。他认为,文化作为精神生活,它通过求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化之为社会的完善。这表现了其文化救世的思想。但阿诺德所说的文化不是大众文化,而是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在阿诺德看来,处在文化对立面上的不是外在的物质文明,而是缺失秩序和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应当支持当权者镇压无政府状态;文化也是无政府状态的最为坚决的敌人。这种文化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那个时代,确实令人怀疑。     

自由的矛盾——以《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为例

马修·阿诺德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是在英国文坛较为自由的氛围中进行的。离开这种自由的风气,其文化理想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写作与发行就无从谈起,而这正是客观上的矛盾所在。     

论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读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体系结构,是国际体系中施动者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给定状态;国际体系结构是观念结构,文化结构;国家行为体不同的观念会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就可产生不同特征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体系有多种文化,多种逻辑,而不是一种逻辑.无政府文化有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     

为“大众文化”正名——论霍加特与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学科范式的建构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视角不同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通过论证文化的大众性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推动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形成和西方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这种证明的实质是通过对时代关键词如＂文化＂等进行重新赋义而为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争夺话语权的过程,这对于当代中国建构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是一种启迪。     

浅论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从分析文化、组织文化与大学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入手，通过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研究已有成果的梳理，从文化个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符合逻辑地论证了大学呈现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赵元任译学文化观研究

＂东西方文化的合流与互惠,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最为憧憬的大结局,它对赵元任译学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元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完美演绎了＂合流＂与＂互惠＂的译学文化战略观,启迪着当今翻译创作与研究。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

文章对跨文化交际学科中的一对新概念：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探讨研究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际的文化渊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文化,尤其是＂道＂乃是高语境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的＂逻各斯＂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则是低语境文化的发源之处,并预言未来的趋势一定是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走向彼此融合。     

全球文化传播和融合的“经”与“纬”——以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英国和北美地区的传播与接受为例

文化作品翻译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桥梁。文化译本的质量与数量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英国的引介远远早于美国,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以后对两部史诗的译介和传播超越了英国。对译本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原作的再创作、再改编是他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路径。他族文化被传入民族生活是他族文化被接受的体现。目前这两部史诗已经进入英国、北美地区一些高校文学课堂,而且进入历史、宗教、艺术、社会、伦理等研究领域。以《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为基础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在英国和北美地区也不断推出、公演并受到广泛好评。以史料为基础,梳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在英国和北美地区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情况,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具有借鉴价值。     

锁住中国文学的“洋锁柱”

最初,很多人都被＂锁柱子＂这名字忽悠了。一个名叫＂病病＂的网友,看完锁柱子翻译的英国《卫报》一篇文章后说,＂看得出,他有着很高的文化品位＂,但随即又下判断,＂看名字应该是个地道的国产土老帽儿＂。     

跨越异质文化：“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六论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与老子学说

＂人与上帝藉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这是托尔斯泰30多年研读《道德经》、探索基督学说和人生意义的重要见解。他站在现实性理性人的立场,在深入批判基督教文化的同时,将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转换成如何言说与上帝之在交会问题。从逻辑的内在关系出发,他将基督学说中的＂上帝＂人格化之在转化为＂道＂性之在;上界天转化为人的内在的天;天国理想转化为现世实在。通过这＂三个转化＂使＂老子学说的精髓＂与基督学说融合,使＂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的言说和看似不可逾越的两种文化的跨越成为可能。     

文化哲学与有限性视域的内在关联

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凸显使得哲学研究对象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理性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理论范式的文化。这不仅表明了文化哲学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和审视,而且也表明了文化哲学存在的＂有限性＂视域,但它并不局限在某一种＂有限性＂视域之下而是要超越其＂有限性＂,这是文化形而上学本性使然。文化哲学批判的＂有限性＂视域以及在此视域中的＂无限性＂特征表明了文化哲学的＂实践品质＂,这一品质在马克思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得到集中体现。     

雷蒙德·威廉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转换

一直以来,学界对雷蒙德·威廉斯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文化研究理论,而相对忽视了对威廉斯改造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过程的经验总结。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视野出发,我们能够发现威廉斯更加重要和特殊的理论贡献。确切说来,他将英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文本细读法、语义学批评等研究方法应用到对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形成了“情感结构”等马克思主义自己的批评范式,并进一步提出指向实践的“共同文化”理想,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新旧交替。梳理和发掘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威廉斯的理论贡献,也能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从自身以及民族文化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国外斯图亚特·霍尔思想研究透视

20世纪50年代从英国传统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学派＂已经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长久的关注。作为该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斯图亚特·霍尔为该学派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考察西方世界学者关注霍尔思想问题,诠释其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和文化内核,剖析这些学者关注霍尔思想问题的局限性,能为我们当下国内学者深入思考霍尔思想提供指导。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P·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汤普森所指的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形态文化和行为文化。在文化史研究中他借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形成了全新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研究开创了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他的文化史观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因而也不能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说布依话的“水族”

在贵州省的盘县,有一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文化群体。其民族成分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自己认定的。这是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中发生的＂文化漂移＂现象。本文从实际的田野调查中表述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状态,解读了它们文化的布依族性质,以及文化的边缘性质。研究了其＂文化漂移＂的基本原因以及盘县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的文化边缘性。     

周作人“生活之艺术”思想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思想中内存着对日本文化的长期体验和深刻认识。日本的＂生活之艺术＂,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感性土壤和现实印证,成为他反观中国文化,思考中国文化和改造人的精神的参照和借镜,为他倡导＂生活之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动力。     

后现代语境中的重建本体之路——王岳川文艺学研究及文化思想述评

王岳川的学术工作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对西方前沿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是面向＂全球中的本土＂的思想创新与文化重建。在全球性的后现代语境中,他始终坚持批判文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立场,但同时又主张真正的普遍性的达致必定以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为媒介和形式,这使其学术实践具有一种内在的自反性,即对不同层面的文化本体的建构总是伴随着对各种中心叙事和权力话语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