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增强省直机关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四川省机关党建研讨会”述要

着力增强省直机关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四川省机关党建研讨会”述要王金明，唐永进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机关党建研究会、成都铁路局机关党委联合主办的“口川省机关党建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０─—２２日在都江堰市召开。来自四川省直属机关、...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控制与抵制：民国时期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都是执行国民政府农贷政策的金融机构。在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这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处于同一农贷链上的双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相互博弈。一方面，国家行局不仅是合作金库的控股者和农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还控制着合作金库的人事任免大权；另一方面，合作金库为了争取自主权，也试图摆脱国家行局的掌控。     

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

为应对近代农村的经济危机,南京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农本局作为国有农村经济机关以经营农贷业务,两大机构发放的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村的金融枯竭.但它们在机构制度和业务经营上有同有异:农本局以培育民营的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辅导成立了数百所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发放了数千万元的农村贷款,并且尽力促成合作金库的民营化,还以金融力量提升了近代农业的科技水平,在良种推广和水利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农民银行以提供正规的农村金融服务为目标,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发放的农村贷款是农本局的数倍.     

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农会组织及其职权之演变

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农会受国共两党的影响,其组织及职权经历了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农会在草创、改组两个阶段中,组织不断充实,职权不断扩大。初期农会名称各异,职能旨在改良农业,兼顾基层行政;1942年农会改组为农牧改进委员会,人员充实,组织细化,完全成为行政权力机关。后期由于人员匮乏、组织不健全、经费摊派严重,加之新疆政局变化,农进会对农牧业的指导和推动效能不够,最终被撤销。但农会在近代新疆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改进所”对贵州农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30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 七·七事变后,由于贵州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贵州经济获得较大发展。1937年底,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调主黔政”,以“革新贵州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其主要施政方针,与中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往复磋商,于1938年4月1日建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简称农改所),专负改进全省农业之责。所有经费由贵州省政府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平均负担,技术方面则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协助。所内先后设置了农艺、森林、园艺、农作物病虫害、畜牧兽医、蚕桑、农业经济、农业工程研究等系及农业推广委员会共九个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工作。该所成立以后对贵州农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省社科联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及省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召开社科联干部职工大会．主要内容是组织大家学习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省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机关建设。刚才．永进同志谈了学习体会和学习的初步打算,宣布了党组关于干部任免的决定：泽敏同志宣布了《关于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分丁的决定》、《省社科联关于调整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川省在清中央王朝治藏中的战略地位

四川地处西南之腹地,和西藏唇齿相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战略上对西藏的治理均具有重 大的影响。有清一代,中央政府也正是利用和强化了川省的战略地位,在西藏的经营治理上取得了显著 的实效。具体措施包括:锐意经营川边,积极发挥四川军政大员的智囊作用,把四川变为治理西藏的军 事、后勤基地,以及利用川茶笼络和控制西藏头人,抵御英印的经济侵略等等。     

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建立和发展的原因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攻。由于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偏师”之说的干扰,红四方面军被迫于十月初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挥师西指,进军四川。从红军入川到统辖九县一市的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历时仅三月。从红军入川到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建立纵横四五百里,面积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的根据地,红军由一万余人发展到八万余人,为时也只有十个月多一点。这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很显然,川陕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建立,无疑是因为具备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总结的五个     

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

南宋时期的川陕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和利州路。从高宗建炎二年到理宗端平以前的百余年间,这一地区实行着相对独立的科举取士政策,即“类省试”,简称“类试”。川陕类省试是南宋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礼部省试的一般权限和职能,而且更富有独立性与特殊性。如果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作用之一视为宠络士子的话,那么,它在川陕类省试中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何况类省试的目的和作用远不局限于比,它对川陕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宋王朝的巩固都起过不可泯灭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试对川陕类省试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形式、利弊与影响等问题略作探讨。     

唐朝的形势变化与唐朝的官制改革

唐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由于隋末的暴政和多年战争破坏，“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面对这种局势，唐朝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并在官制上实行一套与当时的小农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唐初的官制是武德七年（624年）确定的，大抵沿袭隋旧，分为京职事官和外职事官。京职事官包括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六省（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诗）、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     

简述川陕苏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四个阶段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其存在离不开苏区农业的良好发展。川陕苏区建立后,在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川陕苏区的农业生产获得发展的黄金时期。1935年4月,红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苏区整个农村暗无天日,农民彻底破产,农业重新陷入危机,因此,后来出现了1936年的大饥荒。     

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

四川的戊戌维新颇具特色，却几乎不受研究者关注。借助基层视角，可增进我们对整体戊戌维新的理解。百日维新期间，四川的总督、学政曾相当积极地推行新政。此时推动川省办学的，更多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措，以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戊戌政变后，川省的总督、学政及部分州县官则明显逆朝旨而动，在川中继续推行部分新政。这一时期，川省部分地区对变法的理解偏离朝廷动向，而朝廷废八股之举也无意间支持了川省趋重经学的地域文化。     

庆祝青岛农业大学建校60周年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回眸

六十年砥砺耕耘的风雨历程,六十年求索进取的辉煌足迹,展现了青岛农业大学从一所单科性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农、工、理、经、管、文、艺、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近而立之年。1984年成立的农业经济系,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我校诞生。1987年在政治教研组基础上成立社会科学部,1993年成立社会科学系。     

依法治农，促进我区农业、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依靠法律手段来管理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才能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区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地区，实施依法治农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依法治农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更大。     

第四次黑龙江省年鉴工作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

1997年7月20日～26日,黑龙江省年鉴工作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省直、地市县编写组、省年鉴研究会会员单位代表及黑龙江年鉴编辑人员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交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龙江年鉴编委会主任、黑龙江省年鉴研究会会长杜显忠对如何开好会议作了重要指示。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范洪才到会指导。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黑龙江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孔令学委派省政府办公厅陈铁力处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她说,年鉴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是各级政府办公部门份内的事,各编写组成员应和年鉴编辑部共同努力,保证"九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大会纪要

为了促进我省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密切现代史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加强互相协作,推动学术交流,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至十一日,在扬州市召开了“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沦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省十多所高校的教师代表,有科研机关、档案部门、文史部门和博物馆、纪念馆的代表,《群众论丛》编辑部、省广播电台、《新华日报》记者站也派人参加了会议,共五十余人。扬州市各高校部份党史教师和中学历史教师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南京大学、扬州师     

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

安徽地区原是我国最早日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远在唐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冯宿奏禁版印历日的奏章中就有:“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准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书》卷六二四)。《旧唐书》卷十七《文宗纪》里有类似的记载,这就证明冯宿的主张已为当时的行政部门所采纳而见诸实施。原来颁布历日是封建时代皇帝的特权。从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重新改换一次“正朔”,就可以知道这件事在当时的重要性了。冯宿为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的威信起见,他到四川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奏禁民间私印历日。冯宿奏章中指出当时民间用     

评“徽州烈妇”之冤死

清朝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初九日,徽州府绩溪县八都旺川村妇胡坤芳在族人的鼓励下,绝食九日后身死殉夫。当地官绅和朝中胡、曹二姓权贵暨门生属僚。纷纷著文赋诗歌颂,上演了一齿句惨烈的闹剧。     

韩橁出使敦煌年代考

韩橁,字正声,辽名医韩知古曾孙,晋王韩德让侄孙,为契丹显宦之裔。关于韩橁事迹,《辽史》无传,赖《全辽文》卷六《韩橁墓志铭》得以详述,其中有韩橁出使敦煌一事尤引人兴趣。五代以来,瓜、沙政权势衰,为保其一隅之安,曹氏政权向宋、辽二方同时展开外交。辽与敦煌之交往,始于辽太宗天显十二年(公元1937年)终于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一共九次。然而,关于韩橁出使敦煌一事却为《辽史》所缺。碑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