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不可逆转型

现代工业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必然推动世界风险社会向后世界风险社会挺进,新冠疫病以"风暴眼"方式横扫世界,将人类强行推进后世界风险社会。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将超越地缘国家而走向世界主义,因为后世界风险既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更来源于环境、自然、物种和人类自身的局限及其历史,形成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敞开时间的互为推动特质,导致不可控的自为状态和"政府失灵"。要走出以后环境风险、后技术风险、后疫病风险、后政治-经济风险为表征的后世界风险社会,必须检讨现代化之启搏器的实利主义全球化,才可化解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焦虑和恐慌,引导后风险时代生态理性地面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而走向新的世界联合,重建共生存在文明。其基本努力是重建"人的世界性存在"、"自然为人立法"和"有限生存"的存在认知,以"自然、社会、人"共生存在为指南,以同情理解为动力,探求共生共治行动准则,重建共生共治的行动框架和行动方式。     

我国运动式治污的有限否定及渐进调试

运动式治污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有限社会资源及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中.运动式治理在本质上视为以权威和目标责任为基础的环境威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运动式治理,应该持"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府纵向有限"脱嵌"和公民横向"再嵌"摆脱路径依赖,构建顺应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力量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最终实现环境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论技治主义

技治主义的定义、历史、特征、存在理由。技治主义虽然胜于官僚政治,但是它也有诸多缺陷: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的必要知识和素质;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尤其是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并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逐渐予以克服。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治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刍议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在从社会主义走上技治主义的道路。因为定义不清，数据和论证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政治精英选拔理解偏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技治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远未到影响社会根本制度的程度。对技治主义的评价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观点。作为一种工具，对中国政治进行适度的技治主义改良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的兴衰与反思

世界范围内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是当代政治活动的显著趋势,滥觞于技术治理运动对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践。该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主要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经历了酝酿、兴盛和分化,于40年代末衰亡,是知识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革命运动"。激进派的实践表明技术治理有沦为某种极权主义的危险,而温和派的实践说明技术治理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率的工具。该运动为当代政治运作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基于大数据治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密切关注的话题,也是影响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制度困境,使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进而阻碍了城市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应对,使得我国大部分的城市陷入了"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系统的恶性循环当中。而大数据治理可以通过建构气候环境生态大数据和其他各类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应用到城市的总体规划当中,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界,破除信息孤岛,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短视的、经验式的模式到科学的、可持续的模式,进而破除城市"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的僵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

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对犯罪问题采取行动的反应系统,是探求犯罪治理的科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为刑事政策的模式定位及其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推进刑事政策模式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家与民间社会成为共同的犯罪治理参与主体并形成国家"专治"领域与"共治"领域的场域分工,刑事政策目标定位模式应深化为"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中权力配置模式应依托于"刑事司法模式",刑事政策中的行动展开模式应提倡"日常式犯罪治理"。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突发环境事件下的环境风险治理研究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必须从风险视角出发,对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对现有环境风险,应当遵照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采取"四 二"模式的全过程治理;对于待生环境风险,则有赖于环境风险评价.就我国当前而言,应大力落实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公众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有效参与.     

数字监察的权利风险及其消解

数字监察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家监察中深度嵌入和充分融合的产物。就技术治理而言,技术嵌入在提升效能的同时激活了负效应,造成治理目标实现存在偏差,技术异化、主体“绑架”以及“技”“治”失衡共同催生了技术治理的悖论。数字监察遵循技术治理悖论的混合逻辑而走向失灵,制造了权利焦虑,潜藏着权利风险。对此,消解数字监察的权利风险,需要摆脱技术“奴役”,重塑主体性意识;打破权力“控制”,构建正当性程序;纠正技治“错配”,优化制度性供给。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制度功能与完善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已经成为引导中国地方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公众应对资源环境风险理性的新型治理手段。作为国家环境治理风暴中急速诞生的制度"半成品",其制度运行化效果并不乐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技术风险性质决定了其无须经涉复杂的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博弈。因此,为保障制度功能的有效实现,依"理性-工具范式"来完善该制度是较为可行的路径。首先,实行以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为统领的资源环境风险预警立法模式;其次,实施定期综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与动态单项资源环境风险预警相结合的信息发布模式;再次,设置民主协商路径,进行有效的资源环境风险沟通;最后,建立动态的预警应责机制,保障制度功能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