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人身依附关系”转向“物的依赖关系”,这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存在特性,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在基本价值关系、重要价值和生活意识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全新内容。但是,根深蒂固的群体性生活文化、转型期的制度缺陷以及由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导致的理性启蒙的不足,使个人生活价值体系的历史性转换遭遇了巨大的困境。走出困境,一方面依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民主法治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的人本化程度;另一方面依赖个人生活的理性自觉以及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人格的形成。     

走出主体性困境——河流的生存论反思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如何维系河流健康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认识、研究、反省和采取适当对策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既与西方近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发展困境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矛盾相关。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忽视河流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导致对河流盲目的征服和开发,人与河流的关系遭遇空前危机。应从价值与伦理双重角度来评价河流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价值标准,建立广泛的河流伦理,把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河流生态整体,用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的眼光去评价被人类忽视的河流价值。用对话、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观,用主体—主体关系来代替主客体关系进行理性重建并审视河流环境问题。构建河流伦理理念,树立河流环境道德意识,为河流生存危机走出伦理困境提供可能性视角。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概念体系、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运用数据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内涵上,数据治理具有社会/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定和公约性质,是社会/国家治理的具象和分析。外延上,数据治理是由目标、关系、机制、规则、行为、技术等构成要素形成的整体性的有机体系。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数据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在主体（关系）、机制、规范、技术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要破解数据治理困境,应优化四条路径:价值层面,数据为本转向人民为本;关系层面,科层管制转向平等共治;机制层面,唯结果论转向重程序化;规范层面,任性人治转向理性法治。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从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看,公平导向型价值理性与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之间的疏离、融合以及它们对管理技术理性的不同诉求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嬗变提供了直接动力。当社会偏向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时,其技术路径要求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自主作用以提高效率;当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要求的市场主导型公共管理模式严重影响公平并进而影响效率的实现时,社会便转向公平导向型价值理性。"社会"是政府和市场之外影响公共管理模式的新生变量,公平、效率导向的价值理性及其技术理性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必将使"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走向发展和成熟,并最终使公共管理模式走向"民主专治型"。     

新世纪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生存境遇分析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处在一个新的生存语境当中.可以从文化语境、电影的全球化格局以及电影的产业环境三个方面来看.新世纪以后,大众文化逐渐取得主导性社会地位,社会的审美需要从理性认知转向了感性娱乐,官方立场和精英立场也转向了大众立场,这使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审美取向受到了挑战;全球化电影格局的形成,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观念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电影观念的冲击;电影体制的转型使电影现实主义的市场价值受到了质疑.正是这多重的挑战和冲击使中国电影现实主义陷入了发展困境.     

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困境中的休谟问题

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分裂的问题缘于现代意识形态的内在困境。现代意识形态核心是抽象的个人观,它以自利的理性人为出发点,把社会与价值体系视为个人理性筹划的产物,当西方理性观念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的转变时,现代意识形态陷于内在矛盾。抽象的个人观是市场行为模式的一般化,同时也是启蒙时期知识分子观念中共享的文化前提。马克思的实践观指出了走出休谟问题的思想之路。     

浅析《活着》的生存意志

余华的小说《活着》反映了小说人物所代表的,受封建思想严重影响,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的认知,以及中国农民在面对特殊时刻,所体现出的坚韧的自我生存意识。而这些背后是作者对社会以及人类未来如何发展的一种探寻和追问,认为人应该生活在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生活环境。     

论道德共识的分化与重建

建立在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为主导的社会共同体之上的传统道德共识,在维系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生活各领域有效整合的同时,逐渐成为一种阻碍社会进步和压抑人性的反动力量。然而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最终导致了传统道德共识的分化,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进入了理性反思和个性高扬的快速发展时代。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却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危机的困境。构建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尊重多元化与个体理性的现代道德共识,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中的多元社会控制:“分裂的整体”

对于多元社会控制的认识和把握需要放在地方性生活中来进行,据此来考察社会控制与社会生活诸要素的关系。多元的社会控制并不一定带来秩序,因为这种多元格局是一个未经有效整合的"分裂的整体"。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基础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价值体系的碎片化是三个有相互联系、又分别导致当代中国秩序构建困境的因素。更为复杂的问题则是在一种全球化、现代性增强的背景下,多元的社会控制很容易演变为权利意识、社会结构和多元法律之间错乱的纠结,实现秩序变得困难重重。通过法治整合社会并增进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困境是我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的走向以及我们意图追求的生活样式的困惑和不确定,导致了国家法律难以获得一种整体性和确定性。     

主体间性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转向研究

主体间性理论强调平等的"主体-主体"关系,是对主体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主体间性理论指导下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益于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主体间性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转向包括4个方面,即教育关系:从"话语霸权"走向"平等对话";教育理念:从"教育条目"走向"回归生活";教育方式:从"单向灌输"走向"交往互动";教育过程:从"强调预设"走向"关注生成"。     

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

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开创了文明社会的模式,而且强调"舒适地自身保存之正当",日益关注经济。亚当·斯密进一步使它的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学。他不仅使霍布斯体系自由化和商业化,而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落脚于商业社会,使它与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更甚者,亚当·斯密把文明社会的蓝图建构在每个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利益的满足之上。所以,政治哲学为经济学所取代,政治让位于经济,成为经济的衍生物。政治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使"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的依赖关系变成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集体的新变化与“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即从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向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型使集体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使得以完全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为特点的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产生了一些重大的不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形成“新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和保障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     

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价值冲突及其认同危机

近年来国内一系列社会现象或事件引起的广泛道德争议,凸显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价值冲突及其认同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失范、道德冷漠等道德困境。重建道德价值认同、走出道德困境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性地划清个体情感、意义价值与社会规范价值的边界,建立规范价值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形成社会规范性价值共识,为个体生活提供公正的社会秩序;二是个体保持清醒的价值理性,依靠文化自觉,为自我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提供精神支撑。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垮掉哲学”中的佛教因素

佛教思想成为垮掉派作家用以观察社会、看待世界的一种人生哲学,对"垮掉哲学"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佛教中诸如禅宗、缘起说、出世说等理念对垮掉派作家从现实世界的压抑中解脱出来,走出自我困境,超越自我意识,重新寻找一套价值体系等方面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抽象社会中的现代性体验困境及其出路

社会的理性化、抽象化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运作的规范和高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和个体之间疏离和对立的关系。这种非正常关系往往把社会个体置于归属感淡化和生活意义空洞化的现代性体验困境之中。加强共同体建设、生活世界的重建、沟通理性和生活政治的推行将有助于缓解个体在现代性体验方面的困境。     

法权理性的意义及困境

法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由于传统的法权制度本身存在着整体意志与个体自由的"冲突",从而使其在表现自身意义的过程中,陷入了无可避免的价值困境.本文着眼于此,集中讨论法权理性的积极意义,同时分析了它的价值困境,以图在分析传统法权的缺陷当中,反思"法治"的现代意义.     

社会责任感生成遭遇的时代困境与教育思考

近年来,随着社会责任感问题在我国的日益凸显,社会责任感教育备受关注。由于复杂的时代环境已经使社会责任感的生成陷入了诸多困境,因此今天研究社会责任感教育需要准确把握社会责任感生成遭遇的时代困境,这样才能为社会责任感教育确立合理的发展思路。总体而言,当今人的关系性存在特质被侵蚀,忧患意识和未来意识的弱化,以及价值认同危机的出现使社会责任感的生成面临挑战。为此,学校社会责任感教育应注重凸显"关系"的意蕴与价值,注重激发危机意识和敬畏心,以及以发展基本的价值认同为基础。     

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遗存表现论析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存在广泛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养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造成了现代社会法治意识的缺失,贤人政治、贤者治国理想使当前社会形成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识;官本位与权力至上意识使谋官成为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取向之一,政治权力也被用来谋取经济利益;等级思想与人身依附观念使官级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导致了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公民意识的普遍缺失;家长制与伦常神圣传统使家长式领导和一言堂现象在当前社会广泛存在,行政体系内也形成了浮夸作伪、好大喜功的政治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