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框架及关键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本质特征之一是倡导运用现代法治方式和社会协同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中国构建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和"维稳"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力图整体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制度化努力,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典型。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若干极具挑战性的难点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完善,这主要涵盖决策定位、问责结构、评估工具、层级差异、风险感知等方面,这些问题构成了"稳评"机制实施的关键领域。当前,应在巩固既有实践框架基础上,正视难点问题,强化评估中的风险沟通与治理导向,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     

社会转型与治理创新——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

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能源风险和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源。实践经验表明,以科学的稳定观和维稳新思维为指导,构建风险源的鉴识机制、预警机制、评估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是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本之道。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村社会稳定风险既有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也有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直接关乎农村社会稳定发展。首先界定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内涵,结合历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原生性和次生性的农村社会稳定风险,聚焦风险源形成、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关键环节,深入解剖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各个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原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内部因素激发—政治权威直接受损—群体行为失序—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而次生性农村社会稳定风险大致遵循“外部因素诱发—政治权威间接受损—群体心理催化—社会稳定损害”的生成逻辑。因此,农村社会稳定风险的精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应树立整体性思维、全局观念。针对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稳定风险,需精准识别与精准治理,并运用差异措施进行防范预警和精准施治。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社会治理风险的解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参与国共同发展之路，它以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让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中国的开放发展构建了更深远的格局。但"一带一路"建设也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在当前全球治理遭遇危机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构造和谐的国际关系与稳定的国内环境，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打造良好格局，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优化我国社会治理的路径措施具有深远意义。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从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协力共筑稳定的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形成良好的社会情绪，提升社会制度的认可度、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等层面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优化，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筑有利的时空环境。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数字文化视域下智慧治理的变革与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智慧治理.基于数字技术的智慧治理驱动人类迈向以"智慧治理"为支撑的智慧社会,并对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文化主题,如身份、社区和归属感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文化视域下,智慧治理呈现出从追寻"数字化"治理的有效性到注重"数智化"治理的合法化、从"虚拟社区"到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治理、从"信息互联"到"价值互联"的互信社会的治理三方面的变革与发展.在智慧治理变革和发展中,衍生出"离群文化"风险、"匿名文化"风险与"开放文化"风险.但是,智慧治理存在的风险或将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性、安全性和互信度等技术与文化特征实现有效规约.在此基础上,提出智慧治理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即倡导有温度的智慧治理理念,推动数字文化价值内核的嵌入;完善多元主体与技术互构的协同关系结构,建设数字文化视野下的角色互动机制;搭建智慧治理平台,提升智慧治理的数字文化风险应对能力.     

数字文化视域下智慧治理的变革与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智慧治理.基于数字技术的智慧治理驱动人类迈向以"智慧治理"为支撑的智慧社会,并对社会治理中的社会文化主题,如身份、社区和归属感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文化视域下,智慧治理呈现出从追寻"数字化"治理的有效性到注重"数智化"治理的合法化、从"虚拟社区"到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治理、从"信息互联"到"价值互联"的互信社会的治理三方面的变革与发展.在智慧治理变革和发展中,衍生出"离群文化"风险、"匿名文化"风险与"开放文化"风险.但是,智慧治理存在的风险或将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共识性、安全性和互信度等技术与文化特征实现有效规约.在此基础上,提出智慧治理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即倡导有温度的智慧治理理念,推动数字文化价值内核的嵌入;完善多元主体与技术互构的协同关系结构,建设数字文化视野下的角色互动机制;搭建智慧治理平台,提升智慧治理的数字文化风险应对能力.     

风险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逻辑

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不确定性成为解读风险的"钥匙"。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陷入"边治理边膨胀、边控险边凸显"的当下,从不确定性视角重读债务风险本质、审视债务治理逻辑、寻求债务安全之道,就显得尤为关键。债务风险判断的不确定性、债务风险后果的不确定性和债务风险事件爆发的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质。在不确定即为不安全的逻辑支配下,风险主体的焦虑和恐惧加剧,对债务风险呈现避险倾向与治理懈怠、冒险倾向与治理激进两种不理性态势。基于此,正视债务风险不确定性的正效应,治理逻辑由"消除风险"转变为"维护安全",通过控险目标下的短期安全之策和提能目标下的长期安全之本,可以实现相对的、动态的债务安全。     

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赋予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性、活跃性与复杂性。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整体性、预见性和法治化的基础上,突破“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化僵化”的掣肘。以完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为支点,强化风险源的鉴识、预警、评估和保障机制建设,编织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融合的“三位一体”安全网,是确保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     

大数据与重大公共决策风险治理

重大公共决策风险既包括决策本身的风险,也包括决策失误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道德、技术与安全等领域带来的风险,其中以社会风险居多,尤其是决策失误引发的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环境破坏风险更为突出。这些风险冲突性强、破坏性大,要有效治理,亟需引入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来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专业化、治理方法的科学化和治理手段的民主化。事实上,由于大数据能够驱动重大公共决策风险精准识别、科学预测、精确监控、专业评估与有效处理,因而用大数据来治理重大公共事务决策风险,可以减少决策失误、提升决策质量和降低决策风险。为应用大数据对重大公共决策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应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决策风险精准识别方法,构建决策风险科学预测路径,建设决策风险精确监控平台,培育决策风险专业评估体系,理顺决策风险有效处理思路。 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治稳定风险防控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政治稳定风险一定程度上源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利益的分化以及权力、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失衡。治理实践证明,培育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优化相关体制设计,完善政治协商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规范机制,凝聚政治共识并实施协同治理,是新常态下应对政治稳定风险进而实现国家平稳转型、有序发展与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

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维度,是维持乡村稳定有序发展的基因密码和关键锁钥,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乡村风险治理的韧性蕴涵体现在以韧性优化乡村风险治理预警机制、整合乡村风险治理资源、完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乡村风险治理面临的路径依赖、社会收缩和技术匮乏的韧性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范式的应对思路,明晰主体形成韧性治理体系,评估乡村风险治理韧性,形成差异化治理方案,培育韧性个体激活社会资本内生动能,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式乡村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维度。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