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     

论我国对配偶权的立法完善及其保护

配偶关系作为一种权利制度是由英、美、法等国家率先规定在法律之中。我国《婚姻法》虽然涉及配偶权的一些具体内容,但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从配偶权的概念及特征的法理分析入手,阐述了我国法律规范配偶权的概况及立法缺陷。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与之修改前相比,对配偶权的内容和保护性规定有一定突破,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现行民事法律对配偶权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民法通则》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与对包括配偶权在内的身份权存在明显不协调。强调我国婚姻家庭法应充实和增加规定配偶权的内容。首先,婚姻家庭法中应增加规定新的配偶权类型:应把夫妻间的同居权作为一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在法律条文中;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夫妻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其次,婚姻家庭法中应补充完善已经规定的配偶权的一些派生性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一章中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忠实的法定义务;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改为“夫妻有相互协作的权利和义务”;增加对生育权的保护性规定。设立配偶权的保护机制,应当认定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     

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改革探析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和重视的问题,许多国家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但受传统税收立法思想的影响,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为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应立足于我国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机制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树立正确的税收立法理念,将纳税人权利入宪,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或颁布有关纳税人权利的专门法,限制授权立法,提高现有税法的法律层级,以改革和完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     

农民权益保护的立法思考

农民权益的保护和拓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没有农民权益的巩固和拓展,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局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持久和谐。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是当代中国继改革开放后又一个值得推崇的政治,它的成功实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从欧美国家的动物保护立法分析动物的权利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立法实践源远流长,他们为动物的立法详细而周到,为动物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现代法学研究中,对动物权利争议的焦点在于动物能否成为权利主体。把动物作为权利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已经证明了动物享有权利的可能性。从学理上讲,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必然要求。     

对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几点思考

保护农民权益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关键问题。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不健全、不完善,立法上还存在着空白,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冲突,缺乏统一性;立法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为此,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农民经济、政治权益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以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 ,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家庭体罚立法：儿童权利保护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家庭教育法（草案）》、各省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颁布使得家庭教育开始进入法制化发展轨道。体罚作为家庭教育场域下一种消极的教养方式,其危害性已备受关注,但目前在法律层面并未对家庭体罚做出明晰界定。本文从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出发,呼吁“禁止一切体罚”,并就家庭体罚立法的困境、必要性与可行性展开论述。     

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现状与分析

依法保护农民权益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至关重要.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欠缺和不足.应进一步加快农民政治经济权益保护、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立法.     

农村生态危机的主体救赎——基于农民的视角

化解农村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必须明确而充分地赋予农民生态权利的主体资格,从新人口价值观、生态消费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和谐观等方面切实加强农民生态道德教育,着力提升农民的生态道德自觉;切实依凭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加强农民生态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导,进而实现农民这一特殊道德实践主体的自我救赎。     

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的正当性

正当性具有多维视角,以人的尊严为标准的正当性才是绝对的正当性。我国农民宪法权利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都没受到平等保护,其根源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家行为的指引和评价采取的是相对正当性观念。新的历史时期,平等保护农民宪法权利应在人的尊严视域下,以诠释学的方式解读宪法文本,通过宪法实施消除具体制度设计中的不平等因素,保证制度正当性;在实践中则以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实施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范式和加强国家对农民权利的保障等方式实现实践正当性。     

农民权利保护视角下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完善

随着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同时步入深水区,实践中以强制无偿和自愿有偿为主的宅基地退出模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侵害农民合法权利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民成员权受到忽视、农民知情权受到限制、农民收益权无法落实、农民参与权被弱化等。鉴于此,应当建立宅基地资格权退出机制、强化宅基地退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建立宅基地退出与宅基地流转联动机制、构建集体审批与行政备案相结合的宅基地退出程序,提升农民在宅基地改革中的幸福感、参与感与获得感。     

论我国生态保护立法及其完善

当前,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处于一种割裂状态,未能按照生态系统管理的思想对生态保护做出统一、协调的规定,现行环境资源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目的、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待完善.完善我国的生态保护立法,应首先确立生态系统管理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由生态保护综合性基本法和各种涉及生态保护的单行法(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特定自然区域保护法、各类型生态系统保护法和提供各种生态保护手段的单行法)、区域(流域、特定地方)生态系统保护法、生态保护标准共同构成的内部协调、外部统一的法律框架.     

我国罢工权立法再探讨

罢工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一种国际立法惯例,在我国罢工还不是一种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和罢工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前将罢工权归属于政治权利的观念是错误的,它的实质是经济权利;罢工权立法不仅能保障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能限制罢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罢工权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反对立法的理由而是要攻克的难题。在我国相关法律中设立罢工权事实上已成为理论界与立法界面临的课题,迫切需要转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与农民权利实现的互动关联

农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当下农村问题解决的关键,对农村乃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农民权利的实现困境根源在于权力结构与农民权利诉求未达成契合,权力运行与权利实现之间缺失了均衡性。因此必须合理调适农村现行权力结构,以对农民权利的认可和保障为旨归,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联中,构筑农民权利实现的屏障。     

中外民间艺术表演者合作权立法比较

民间艺术表演具有合作性,国家对民间艺术表演者合作权保护取决于多种因素.民间艺术表演者合作权有其特定构成要件及独立的本质内涵.对民间艺术合作表演者经济权利保护期设计,国际上态度虽不一致,但具延长趋势.面对国家文化力与文化安全问题的国际角力,我国创新民间艺术表演者合作权制度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