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慧能禅宗:超越精神危机、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

置身现代社会,不少人丧失掉精神家园,正经历着精神危机。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找回属于我们的幸福安宁呢?慧能禅宗主张自性即是真佛,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公",皆能解脱成佛;与此同时,慧能禅宗认为万法空如相即,人与万物之存在皆如其本然,故能不分彼此,相处和谐。"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一旦众生识得自心、悟得自性,从此融空摄有、物我两忘,在自他俱泯、万物一体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回归"真我"。     

出世与入世——从《瓦尔登湖》看梭罗的处世哲学

"出世"与"入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两种处世哲学。亨利.戴维.梭罗做为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独居瓦尔登湖湖畔的行为似乎与"出世"情节类似:寄情山水,不问世事。实则不尽然:梭罗以"出世"的方式来表达"入世"。即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唤醒与感召大众,这是只积极"入世"另一种方式而已。时至今日,其"入世"的醒世意义更为重大。     

禅境与诗境的合一——论从容诗中的禅韵

“现代女性心灵禅诗”的开创者从容善于将禅宗内蕴与人生思考汇而为一,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以禅与现代情绪、现代诗歌技巧糅合,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的“禅诗”,呈现出独特的禅气、禅思与禅趣.     

试论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的和谐互补

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儒家音乐思想是入世的,道家音乐思想是出世又入世的,儒家主张"乐以载道"、"乐与政通",道家所长"大音希声"、"通神养生";儒家追求"中和、善美",道家追求"自然、希声",儒道互补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绵延不绝的民族和谐之音。     

“悟”与宋代诗学——禅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一

禅宗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 ,是由感知、理性、情感诸种心理因素 (机制 )积极参与的 (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直觉感受 (心理现象 ) ,与艺术和审美活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并且进入宋代诗学 ,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宗使中国古代诗学由先秦之观、魏晋之味、唐代之境发展到宋代之悟 ,由此中国古代诗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儒、道、释三家的悦乐精神

儒家、道家、释家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流,全都洋溢着悦乐的精神。儒家的悦乐源自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真正的悦乐,不是用任何方法可以直接追求的,只有当立己达人的工夫到达某一境界,这时悦乐才会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涌现出来。     

道教和基督教的"出世"与"入世"

关于宗教的"出世"与"入世"问题是研究各种宗教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言,其实各种宗教往往兼具"出世"与"入世"的特征.只不过道教更着眼于现世,而强调"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基督教则更着眼于来世,而强调"出世"与"入世"的关联.宗教的终极关切只有与现实关切结合起来,才可能落到实处.     

净明道的道德观及其哲学基础--兼谈道教"出世"与"入世"之圆融

宋元净明道的道德主张多具有入世色彩,且曾受到过儒家学说的影响,不过,净明道的学说却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将入世行为与宗教修炼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圆融"出世"与"入世"的学说之思想基础,乃存在于传统的道教哲学之中.     

“禅”与人生艺术化

"禅"文化在古代的东方及现代世界许多地区极为流行,对人们的生活思想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当代社会充满着矛盾,人的生存环境遭到异化,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生存的思索和构建对生命意义已经十分迫切,作者认为禅宗美学所倡导的众生平等、出世入世、摆脱自执、修平常心等思想对人生艺术化的建构有着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佛教与日本“批判佛教”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有日本学者质疑中国传统佛教并非真佛教,最后酝酿出"批判佛教"的思潮。他们在误会《阿含经》缘起法的前提下,强力否定以如来藏之修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影响所及,台湾佛学研究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事实上,如来藏并不违背《阿含经》。《阿含经》的"我"和"识界"等名相,以及入胎识、持身识等观念,说的都是如来藏,也是实质上的大乘法。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形下,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浅析佛教的偶像崇拜

通过对佛教教义、佛陀神化和菩萨信仰的分析,发现佛教原始教义中无神又有神,释迦牟尼在世时反对偶像崇拜,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传播佛陀、菩萨等成为偶像崇拜。在现实生活中佛教“偶像”和“偶像崇拜”的确立是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必要条件。佛教教义通过偶像崇拜进一步和生活连结,逐渐深入东方文化。     

从"草堂佛教"到"护国佛教"——论佛教传入日本的社会条件

佛教传入日本不仅是文化选择的问题,也是权力争夺的结果.浮于表面的形式便是苏我氏与物部氏之间的斗争.崇信佛教的苏我氏一方的胜利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敞开了大门.此后,日本皇室为了统一宗教信仰,利用民众对佛教与神道在祈求现世利益这一认识上的相似性,积极推进佛教文化的渗入.此外"渡来人"对日本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精神影响不可小觑,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寺院与佛像的制作、佛典的翻译以及僧尼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