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已经将治理现代化问题纳入到了一个自觉的过程中.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来自哪里？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总体来看,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伟大设计,但在其行进的过程中,却走上了价值理性失落的方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课题是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应当从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出发,把正确的价值导向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造性空间.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基于社会质量角度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深入改革的本质要求,＂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中国经济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的终极性价值何在？工具性价值怎样实现？如何洞穿为治理而治理的表象、关照社区治理深层次矛盾、进而创新治理之道？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追求的＂社会正义、团结、平等及人的尊严等＂基本价值观,我们试图延伸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包容、社会凝聚与社会赋权的触角,经由＂大民生＂系统、＂大合作＂平台、＂大团结＂文化、＂大循环＂轨道的循环,从社会质量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耦合与政策创新中寻求突破。     

国家治理视阈下的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依然长期存在.追求、重视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公民的最高美德,是文明社会追求的价值.社会公平正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不断深入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前进的根本要求.如何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研究国家治理问题要回答的重大理论课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依赖及其终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社会宪法中的国家观念及对国家社会治理目标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及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新发展的重要基础。研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贵民崇礼、礼法合用、和合以求、经世致用等有益成分的精神内涵及时代价值,归纳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鲜活历史实践,对于传承中华文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为其提供有益借鉴和理论参考。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作逻辑——基于技术治理的解释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逐渐成为国家治理函数中的重要技术变量,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技术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大数据技术通过倒逼、嵌入、赋权和增能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型、组织变革、活力增强和效能提升。同时,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技术治理面临着“数字利维坦”倾向、工具主义泛滥、数据和场景的张力、数据安全隐患和“马太效应”等治理限度。为此,要审慎对待大数据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明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权力边界,彰显国家治理价值理性,破除技术崇拜治理迷思,弥合技术治理本体缺陷,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规避技术治理潜在的风险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反思与标准研判

在"治理"与"现代化"的场域和"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回顾和反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性价值,可以见之,它以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关切,诠释了"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而唯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意义、民主诉求与法治主张取得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操作者的共识,作为国家改革总体目标和民族精神追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完成其"治国"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及其当代启示

在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国家存在与国家治理的内在价值。只有在社会为国家治理提供成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场域时,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才得以达到契合,国家治理才能切实发挥促成国家消亡路向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当代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强国家与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多元主体的培育是国家治理的应然之义,而这些需要在多元复合主体结构中得以生成。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