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看翻译忠实标准

综观中西译论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忠实的翻译标准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是译论的一贯倡导.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反对"忠实"的声音越来越大,"忠实"受到了质疑乃至否定.但曾经时兴的反"忠实"观并未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反而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来论证"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的合理性、理想性,从而反击取消"忠实"的主张.     

从“是”推不出“应该”吗?(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

本文上下两篇分别对休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的哲学根据和逻辑根据提出质疑。上篇主要检讨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这种理论在20世纪引起重大争议,它得到韦伯和摩尔的支持,被卡尔纳普、艾耶尔和黑尔等人发展为非认识主义伦理学,但受到石里克、普特南、罗蒂和麦金太尔的反对。本文认为,二元论者把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的区分加以绝对化是错误的,症结在于忽视社会事实的特殊性。与自然事实不同,社会事实具有内在价值,描述社会事实的命题本身就含有价值意义,所以,从事实命题推出价值命题,即从“是”推出“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黑尔元伦理学对事实与价值的弥合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自从20世纪元伦理学出现以来才彰明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1903年,C.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标志着元伦理学的兴起.其任务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学的方法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但是元伦理学割裂事实与价值的联系,回避社会现实的道德和价值问题,不能给社会道德生活以指导,使元伦理学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黑尔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元伦理学的范围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弥合了事实与价值的鸿沟,使元伦理学开始了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但是,应该看到,黑尔对事实与价值的弥合,没有超越元伦理学的范围,这是黑尔的时代局限性,也是其他元伦理学家的时代局限性.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

长期以来,翻译的宗旨是忠实地再现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图,"再现"一词浓缩了人们两千多年的认知追求和心理积淀.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的语言转向,它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语言不再仅仅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无色透明的工具,它是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精神创造性、隐晦性等特质,语言的意义发生在使用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规则性和开放性.由于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语言哲学维度下的语言认知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翻译观念和忠实原则,从此翻译不再是原文意义的忠实再现,而是一个独特的意义再生行为,它理解、阐释、传递意义,同时也创生和赋予意义.     

翻译学的新兴分支——翻译伦理学刍议

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近年来翻译社会学的兴起,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日渐成为国内外翻译界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伦理学由此诞生,并逐渐成为翻译学的一个新兴研究分支。本文对翻译伦理学进行了概括式的探讨,对其进行了界定,概述了其研究对象、学科地位、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以期能对翻译伦理学的进一步研究和翻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口译的"忠实":忠实什么?

口译应该遵循忠实原则.所谓的忠实原则突出表现为服从、服务于交际意图和交际效果.在进行口头翻译时,我们应该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不必拘泥于原语的形式和结构.这尤其体现在原语的字面意义与蕴涵意义不一致的时候.口译的"忠实"是相对的、动态的.口译应能促进交流与合作.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并努力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语用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际困难甚至中断.     

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

本文认为 ,2 0世纪西方伦理学确证价值合理性的“伦理学方法”经历了由西季威克所揭示的“自我本位”到以韦伯为代表的“关系本位”的理论推进 ,至 2 0世纪 80年代 ,麦金太尔提出“何种合理性”的著名难题 ,于是 ,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便成为当代伦理学尤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前沿性课题。 2 0世纪 60年代以后的生态觉悟 ,并不只是技术文明的觉悟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 ,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生态合理性应当成为当代“伦理学方法”的新理念。有机性与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则、具体性原则 ,构成生态合理性的价值原理。反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霸权主义是生态合理性方法的重要特点     

略论道德文化的危机和出路

唯科学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所以重塑道德文化、创造意义世界和回归生活是现代道德哲学必然的运思维度。道德文化在形上为人创设意义世界,在形下着眼于的人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价值理念。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幸福观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人们无法谈论生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样的谈论超出了语言的界限。在他看来,“不可能有伦理学的命题。”但是,我们的考察表明,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哲学中不仅涉及了伦理学问题,而且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幸福观。     

论生态价值的首先性及其生存论根基:对价值理论奠基问题的哲学反思

对生态价值的探讨,涉及价值的奠基问题。如果不考虑生态与生存的关系,就找不到生态价值的立足之处。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转向为标志,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主导。与此相应,在现代西方颇为流行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分别立足于经验上的功效和规范原理上的合理性。这样的进路难以阐明生态本身的价值。只有阐明了生存的意义,才能阐明生态的意义。但这种生存必须被理解为丰富多彩的生命体的整体生存,而不应被理解为个体生存。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生生之为大德"的整体论的生命价值观特别值得珍视。     

从三对范畴看儒家思想之扬弃

对儒家思想的继承,首先必须将它从神圣性中摆脱出来,还原其作为思想文化资源的哲学伦理学本来面目。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命题和判断,应摄取其抽象意义而舍弃其具体意义和价值旨趣,对儒家思想的扬弃,需避免主观发挥和过度诠释,而应在"道体"与"器用"、"抽象"与"具体"、"原本"与"诠释"这三对范畴的矛盾辩证中去把握。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     

论批评伦理的学理依据与理论构成

批评伦理是批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文学伦理学研究视角,通过对伦理与道德、伦理批评与批评伦理内涵外延及其关系辨析,从批评系统及其要素构成的批评本体伦理、主体伦理、价值伦理、评价伦理、生态伦理等多维视角阐发批评伦理的学理依据与理论构成,不仅可以论证批评伦理的合理性与逻辑性,而且还可以进一步阐明批评的文学评价机制及其批评自我评价"自律"机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论法国商业品牌汉译名称中的“忠实”与“超越”现象

法国商业品牌的翻译较之文学翻译、技术翻译、贸易翻译是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要尊重原文的发音、含义,做到"忠实",又要以别致、独特的译法使产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促进消费,做到"超越"原文.本文将以一些法国商业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译名为例,探讨普遍存在于商业品牌翻译中的"忠实"与"超越"现象.     

试析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旨趣及学术价值

以伦理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伦理学的兴起 ,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伦理学的研究方式 ,改变了伦理学的结构和面貌。立足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旨趣 ,批判性地总结、评析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价值与局限性 ,是中外伦理学自我反思、寻求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闻真实性的意义阐释

"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理论中的"元命题",作为新闻理论的基础性核心范畴,对其"意义"构成层面的研究亟需加强。新闻真实性的核心是对新闻的"意义真实"的认识,意义真实包括现实性、可能性、解释性,意义真实应从原初意义、媒介意义、受众意义的"意义共享"层面来探求,而共享意义则涉及到新闻价值和权力的构成关系,所以,新闻的真实性意义实际上反映了价值和权力的博弈。     

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主要是探讨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试图为伦理学理论提供价值和概念前提。道德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精神哲学基础。     

《伦理学》方法论研究——元伦理学的先驱G.E.摩尔的伦理学研究方法

摩尔是20世纪元伦理学的开创者,其伦理学研究方法以直觉主义为思考问题的角度,以伦理语词、概念、判断及其意义为研究对象,以对传统的规范伦理学的批判为切入点,以"自然主义谬误"为其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契机,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完成了西方伦理学和价值论的现代转型。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