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与文化民粹主义

伯明翰学派的大本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遭遇了被关闭的噩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理论上颇难逆转的文化民粹主义困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具体体现为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与文化消费民粹主义两种形式.它们是由战后英国平民阶层日益崛起的社会背景与雷蒙德·威廉斯等理论家强调平民文化权利的文化理论共同促成.由于文化民粹主义的局限,伯明翰学派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教化功能,并失去了真正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当代文化研究要避开文化民粹主义的困境,就需要确立一种多元的文化观念,对文化生产领域保持密切关注,并且时时注意保持同现实生活的互动关联,避免陷入纯学院化的研究.     

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

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伯明翰学派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风,对当代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虽然伯明翰学派成员繁多,理论庞杂,兴趣爱好也各有不同,但其研究目标和理论旨趣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并以此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研究特质。     

浅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由成立于1964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衍生而来的伯明翰学派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卓然不凡的成就。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颇具特色,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渊源,主要体现在它的跨学科学术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传统、大众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亚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等五个方面。     

试论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

上世纪60年代围绕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形成的伯明翰学派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风和传统,对当代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文学科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虽然伯明翰学派成员繁多,理论庞杂,兴趣爱好也各有不同,但其研究目标和理论旨趣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迫近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并以此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研究特质。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算起,伯明翰学派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明翰学派在阶级研究、亚文化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独树一帜,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征。总体而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伯明翰学派传媒文化研究的嬗变

在伯明翰学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条件的变化,该学派对传媒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从社会研究到文本研究、从传播主体研究到传播客体研究、从影响研究到接受研究的转变.本文通过对这些转变的分析,揭示了产生转变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及其对传媒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经历了多重逻辑过渡,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再诠释颠覆了生产范式的理论前提,并为斯图亚特.霍尔回到葛兰西的“接合”理论提供了分析基础;霍尔在强调主动文化过程的同时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解模式,为伯明翰学派转向微观政治学文化研究维度作好了理论准备;费斯克则在伯明翰学派理论的逻辑基础上以微观政治范式遮蔽了文化研究的生产范式,因而在总体上逃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本语境。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路径各不相同,在对两者的研究方面,分析、论述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其实,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证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的共同点更值得关注。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中国误读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中国,对我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影响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我国学界目前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对该学派文化观念的理解还比较片面;对该学派看待商业性大众文化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对该学派的理解过于费斯克化;忽视了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通之处;过于强调该学派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而对其社会学维度重视不足.     

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

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流派,它的文化观念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自身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提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的定义从两个角度分别改造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以及文化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在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将第二阶段中关于文化的两个定义综合在一起,提出文化是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大众文化比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学派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异同分析

本文概述了大众文化的产生,比较了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文化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异同点,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在该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五四”文化传统与女性写作

“五四”人文和启蒙的光辉烛照着中国女性的心灵。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历程便是女性作为“人”的内涵的不断丰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提升。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内部“性别”的匮乏,又使女性话语的边缘挑战变得艰难而复杂,但它永远不会终结。     

英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受到该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本文对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概念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并以英国作为个案,分析了其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对其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和积极影响,以供其它国家作为借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和“人际和谐”两方面。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往开来深入研讨大禹文化内涵——“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禹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长期以来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敬仰，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流传至今，而他与都江堰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值得我们去大力挖掘和梳理。不少人误以为，都江堰市的历史是从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始的，到今天共2261年历史。但是，实际上都江堰市的历史还应该有时间上的超越，不仅仅李冰治水，在此之前还有鳖灵治水，杜宇治水，大禹治水，尤其是大禹治水影响深远。关于大禹在诸多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其出生在包括都江堰市在内的岷江流域，都江堰的治水科学技术都是大禹以来先民治水的智慧结晶。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大禹著名的治水经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发展成了今天都江堰的扇形水系，保证了成都地区的用水。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全球伦理

全球伦理是近些年来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构建全球伦理需要从不甩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对于“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