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视域下的婚姻——探析康德基于人性尊严的婚姻学说

康德的婚姻学说因其对男女性关系的论述而被不少学者贴上“粗鲁”、“不体面”等标签。这些学者并未理解康德关注“性”这一主题背后所蕴藏的真正哲学动机。在康德看来,若要揭示婚姻的“实在本质”,则必须从人之固有的、不变的本性出发来探讨婚姻。基于此,康德认为婚姻的实在本质不是生养后代,也不是爱情,而是在不压抑自然性欲望的条件下,保留人性尊严。虽然康德强调婚姻的这一道德维度,但是他在婚姻问题上并不因此就是一位死板严苛的道德主义者;相反,他重视“爱情”、“献殷勤”等与婚姻相关的感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感性因素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道德劝勉,鼓励人从“性之爱”走向一种“人之爱”,从而学着去尊重他人的人性尊严。     

人类的潜能——一项教育哲学的研究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康德。他认为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人能够为自己立法，即人的自主性（autonomy）。如今，“自主性”一词时常被人们模糊地使用，意指“放纵”、“放任”、“自私”、“自我中心”或“缺乏集体感情”。事实上，这些内涵没有一个符合康德的观点。在康德看来，“自主性”是指个体作为人，而不是物体，根据规则或原则来自由行动的能力倾向，是基于法律以及个人对于法律的认识的。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论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

分析了人与游戏的关系在现代哲学论述中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指康德与席勒等人将游戏带入理性驾驭之下的“人玩游戏”;第二次是指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不受理性支配的“游戏玩人”。从人与游戏关系的两次转向中,我们对人的存在和游戏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

学界通常把endliche heilige Wesen翻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但是对它到底指代什么对象，存在争议。新近一种观点认为endliche 只能翻译为“终极的”，而不能翻译为“有限的”，否则，脱离了康德把人作为有限存在者与神圣的存在者之间的比较框架。在康德伦理学中，g?ttlich和heilig都翻译为“神圣的”，后者与上帝没有直接关系，表达某物因道德法则而具有无条件的价值，endliche体现存在者具有感性的偏好，“有限的”与“神圣的”放在一起并不矛盾。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为了说明德性的敌人不是感性的偏好，而是基于人的任性的自由的作恶的倾向，把endliche翻译为“有限的”，能够更好地彰显其目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在康德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对象，但在其历史哲学文本中有些暗示。这个概念也丰富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与康德的伦理学之间对比的维度。基于这种解读，就会得出与目前学界理解略微不同的康德道德境界图。     

对康德哲学、美学中“自然”概念的几点理解——对刘为钦先生观点的补充和商榷

本文针对刘为钦先生《“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等文章对康德“自然”概念的误解,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和商榷.指出刘文对康德“自然”概念的阐述,没有区分康德在认识论与伦理学、自然科学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大领域内对“自然”和“自然规律”问题完全不同的界说,从而将其认为属于“人学”范围的“心灵的自然”即“道德性的自然”仅仅归属于认识论,而脱离了伦理学范围;进而将只适合于认识论的“普遍规律”套用到伦理学领域,形成了对康德“自然”概念的极大误读;最后,对康德关于艺术创造的“另一个自然”的丰富含义作了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和阐发.     

论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康德

作为近代大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康德早已在哲学领域的许多方面被深入研究过。但是把他作为一位最早的科学哲学家来探讨，尚不多见。本文是一种尝试。笔者认为，康德早年的自然科学家生涯对后来的“批判哲学”至关重要，康德的批判么就是一种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他提出独特的时空理论有其哲学的理由，但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促进科学，即消除宇宙学二律背反，这一努力在认识论上真正克服了消极的反映论；康德通过解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第一次提出并回答了后未科学哲学中的“划界问题”，为这一新兴哲学学科奠定了基础；他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其深刻意义林别作现在20世纪那些伟大科学家的实践中。     

论相对的"绝对"--从康德的"本体"谈起

康德坚持“本体”不可知，作为主体的人只能谦虚而现实地去求知以不断扩充“现象界”；“本体”永远是一种“理想”的召唤；“本体”既不是绝对的绝对，也不是绝对的相对，而是相对的绝对；一切真知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所谓“绝对”的东西，其实都是相对的“绝对”。     

论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义务先定说

古典自然法学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目前，学术界在对古典自然法学中的权利民义务的逻辑关系上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古典自然法律主张权利先定本文在重点分析斯宾诺落、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不含社会评价因素的“自然自由”；他们在权利与义务逻辑关系上的真正认识是，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规定义务并根据义务判断公正与否，而不违背义务的行为便被公认为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古典自然法学主张义务先定，而不是权利先定。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统觉概念及其现象学改造

康德通过对人的心灵的深入研究，并从先验哲学中寻绎出“统觉”这一最高认识能力，从而建立起知性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费希特将客体完全归于“我”的活动过程中，对康德的统觉概念加以绝对原则化；谢林将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发展为客观性，把先验统觉引至客观实在的自然领域；黑格尔通过意识自否定的辩证法完成了统觉的本体化和逻辑化的发展进程。胡塞尔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方法论展开批判，继而对先验统觉进一步“先验化”;梅洛-庞蒂认为，为知识立法的先验统觉并不是不可替代的最高综合能力，知觉自身就具备综合的功能，身体的综合就是知觉的综合。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

为什么《人间词话》经久不衰?其“现代性”动力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它主要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而作为书中核心的三个“境界”之论以“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和“大词人”为对象,这与叔本华的悲观厌世的哲学格格不入。王国维自言在《红楼梦评论》中对叔本华的伦理学提出质疑,嗣后他深究康德,那么《人间词话》与康德哲学有何关系?本文在对王国维的有关康德论述的考辨基础上指出《人间词话》融汇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引进了一种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自然”观。他主张情景之间的直观表现,贯穿于“境界说”之中,包括“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观点。《人间词话》含有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引进了一种新的二元世界观及认知主体,具有突破传统思想模式的意义;而“境界说”的镜子“再现”论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领域中写实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     

论康德“哲学转向”的意义

康德是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哲学转向”。其意义不断地被提升——在现代哲学的理解层面上加以开掘。因此，从新的角度理解康德的“转向”实质，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康德首次明确地将主体能动性原则引入...     

海德格尔康德时间比较

哲学在康德时代遇到更多的是知识问题,康德深刻地揭示了主观先天形式在知识架构中的决定地位。时间便是一种“元形式”,为认识发生之“原”条件,在海德格尔时代,对人之“存在”“意义”的追问成为主题,时间为“世界”,“世界”并非自然,而是“人生—世之界限”、人生之现实性状态。认识论的最终导向也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康德后来的目的论表明了这一走动轨迹,海德格尔似乎正是承了这一遗志,去悲壮地拯救被机器社会遗忘的“存在”。人是能思维的动物,思想和人生都在时间中流淌,人在时间中诗意地思想着,因而时间有可能成为海、康哲学共同的元主题,成为勾连二者的链环。这是海德格尔首先着眼于清理康德时间的主旨。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康德论“客观性”

“客观性”一直是哲学史纠缠不清的难题之一，亦是康德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康德对“客观性”思想的考察论证，充分显露了其“哥白尼式革命”的底蕴。在康德看来，客体本身是依据主体建立起来的，因而，只有在主体的意义上去论证“客观性”方有意义。从本质上说，康德关于“客观性”的论证与他关干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论证、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论证是一致的。具体来说，康德的论证是沿着下述几个层次、步骤展开的。一、直观：获得“客观性”的经验基础这一论证事实上是康德对“客观性”所依据的经验、质料基础所作的说明。经验论认为，人…     

“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游戏与自由：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早期话语

中国文学中现代主义观念的出现是从晚清文学游戏观的出现开始的。这也是梁启超文学“新民说”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它与西方康德、尼采等现代主义美学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其演变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早期现代主义文论的话语表达，并最终体现为王国维的“无用之用”文学观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