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上)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川省三州两市一地区率先停止天然林经营性采伐,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即“天保工程”。“禁伐令”的颁行由于其时限性、紧急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未能顾及权力性利益与权利性利益、权利性利益之间权义配置的公平与合理,产生禁伐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权利缺损（特别牺牲）,已经并将要引发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为实现“天保工程”最终目的,维持已取得的成果,建立并实施行政补偿法律制度是必要与可行的。文章从法理前提、事实根据、制度价值、补偿主体和补偿方式等五个方面,对实施天保工程的行政补偿制度作了较为细致而全面的探讨。认为：实施天保工程导致的权益缺损应由作为权益保障和利益平衡的行政补偿制度提供救济,补偿主体原则上包括国家、禁伐地区上级政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补偿方式上,应当考虑由经济补偿、政策优惠（包括特殊经济发展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加大税收返还的政策、信贷扶持政策、特殊减负政策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禁伐地区的经济援助与对口支援、扩大已设基金的使用范围以及创造特殊融资渠道等构成体系。     

建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下)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川省三州两市一地区率先停止天然林经营性采伐 ,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即“天保工程”。“禁伐令”的颁行由于其时限性、紧急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未能顾及权力性利益与权利性利益、权利性利益之间权义配置的公平与合理 ,产生禁伐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权利缺损 (特别牺牲 ) ,已经并将要引发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 ,为实现“天保工程”最终目的 ,维持已取得的成果 ,建立并实施行政补偿法律制度是必要与可行的。文章从法理前提、事实根据、制度价值、补偿主体和补偿方式等五个方面 ,对实施天保工程的行政补偿制度作了较为细致而全面的探讨。认为 :实施天保工程导致的权益缺损应由作为权益保障和利益平衡的行政补偿制度提供救济 ,补偿主体原则上包括国家、禁伐地区上级政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补偿方式上 ,应当考虑由经济补偿、政策优惠 (包括特殊经济发展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加大税收返还的政策、信贷扶持政策、特殊减负政策等 )、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禁伐地区的经济援助与对口支援、扩大已设基金的使用范围以及创造特殊融资渠道等构成体系     

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思考

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整个会计过程。而它并不单纯是会计技术、方法问题 ,更本质的是涉及非会计技术因素 ,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要求 ,是企业管理当局处理、协调各方面的矛盾 ,分配经济利益的重要措施。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 ,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 ,进而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开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评述

本文认为 ,迄今为止 ,在我国的民族工作中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一刀切”的思维方式 ;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自力更生精神”与“外来援助”的关系 ;西部开发中的多元化的开发主体的利益兼顾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经济发展与其他非经济性因素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过去有而现在仍然存在。其中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原则仍然具有生命力。同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总结和吸取我国民族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减少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政策成本 ,有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目标的实现。     

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目前,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导向性冲突问题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为此,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协调二者的不兼容性。通过对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现有协调机制的分析,发现政策协调机制的选择关键在于考察基本国策涉及内容是否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共识。当基本国策涉及内容形成社会共识,与其他政策发生导向性冲突时,可将基本国策作为前置限制性条件,建立国策上位的协调机制更合理可行。反之,调整基本国策,采用“水涨船高”型协调方式,基本国策在新形势下应与时俱进。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农村环境政策“空转”及其矫正 ——基于模糊—冲突的分析框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政策协调视域下的执行难问题

政策执行难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关系不相协调的表现和结果。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增加了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引发了政策执行难的问题。消除政策执行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合理进行集权与分权。当前，应建构有效的协调机制，克服制约中央与地方间政策协调的障碍性因素。     

社区参与森林管理及对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启示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全面展开 ,林区经济发展和林农生计问题日渐突出 ;但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还大多局限于传统林学 ,尚未把天保工程纳入到当地社区发展中去 ,以促进当地群众参与天然林保护这一浩大的生态工程项目。目前 ,社区森林已不能可持续地支撑传统的“靠林吃林”的社会结构 ,社区的生产方式也正在转型。只有促进林区经济发展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计 ,提高他们参与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的积极性 ,降低摩擦成本乃至社会成本 ,才能有效地实施天保工程 ,实现预期的目标。     

建构走向生活者的环境社会学——鸟越皓之教授访谈录

鸟越皓之教授认为,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将目光转向社会结构,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以及他身边的社会结构不动,环境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生活者更加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和风土人情,“生活者的视角”在处理环境问题时更有深度,技术专家为了单一目标采取的行动会影响生活者多种生活需求的满足.因此,居民的利益是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的关键环节,政策的制定需要尊重居民要求发展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应该如何进行环境保护.     

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探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对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探析,有助于纠正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中的偏差。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影响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标准与当地现实不够适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够到位,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严重缺乏;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认识不足,其他社会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参与;目标群体对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接受程度较低;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部分老年人迁移;传统家庭养老及互助养老对机构养老存在挤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对和谐社会创业中失地农民的社会政策支持研究

如何解决失地农民创业以保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使其生计得以持续,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本文以景德镇市失地农民创业为例,从当地失地农民创业的现状出发,分析失地农民创业的社会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借鉴其他地区失地农民社会政策的基础上,建议从完善政策的制定机制、政策执行机制、丰富社会政策内容、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监督四个方面来完善失地农民创业的社会政策。     

后行发展的政策选择——四川省甘孜州实施天然林“禁伐令”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调查和思考(之二)

“天保工程”的启动 ,对四川省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其中 ,甘孜藏族自治州在这方面尤具代表性。全州的经济总量锐减 ,产业结构巨变 ,城乡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农牧民返贫情况突出 ,等等。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 ,作好预后发展的政策选择 ,是保障“天保工程”不成“豆腐渣”的前提 ,也是我国 2 1世纪求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

灾区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是评价灾区重建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对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社会交换”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等理论为基础,从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汶川县和北川县五个城镇389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均对重建政策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感在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与重建政策满意的作用关系中均起着中介作用;重建方式只在工作收入、娱乐消费和家庭生活3个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维度上与幸福感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的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关注居民生活质量发展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试论政策执行主体内部沟通协调机制的建构

行政沟通与协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贯穿于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本文首先论述了行政沟通与协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其次描述了现阶段政策执行主体内部沟通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最后着重阐述了完善政策执行主体内部沟通协调机制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提供一点启示。     

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三峡远迁移民的消极社会心态研究——以皖南凤凰新村为例

非自愿移民的社会心态影响着他们在安置点的社会适应能力。基于皖南凤凰新村的调查发现，三峡远迁移民在安置地仍存在一定的消极社会心态，具体表现为“异乡人”的边际心态、“失乡人”的失根心态和“特殊公民”的补偿心态。移民的消极社会心态受到自身社会调适能力有限、当地居民排斥、基层政府情感治理不足、移民后续扶持政策不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后续需要从增强移民的适应能力、扩大移民和当地居民社会、改进基层政府工作方法、提高后期扶持政策力度等方面来塑造移民积极的社会心态。     

博弈与共生：“双减”政策受众的行动理性研究

“双减”作为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减轻教育焦虑的关键改革,其政策受众理解、接受、遵从政策的程度是“双减”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目标能否实现的核心要素。研究在充分肯定“双减”的政策理性和科学辨析其受众群体的基础上,引入理性选择理论解构分析“双减”政策受众的利益诉求,将之类聚与分化为秩序化呈现与个性化彰显两个层面,并进一步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角度探讨政策受众与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四重博弈逻辑。在此基础上,将“双减”政策受众行动理性建构的递进层次分为行动利益的并轨、行动文化的整合与行动理性的维持三个方面,并由此推进全观视野下的科学化政策执行策略。     

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阻滞

长期以来,政策执行阻滞始终是困扰公共政策研究和实际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文章引入信息经济学中“逆向选择”的概念和理论,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将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相结合,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条件下,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行为产生的逆向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政策的忠实执行,进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在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政策执行的特点,提出了防范政策执行逆向选择、改善政策执行阻滞的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