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与消除贫困研究

民族贫困问题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民族贫困不仅是自然生　　态恶劣的产物 ,更是民族生活方式等人文要素失调的结果。民族地区要真正走出贫困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重视自然资源、资金等要素的开发与投入 ,更要重视人文因素的优化 ,实现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民族地区贫困的地缘经济思考

由于耕地资源质量、远离经济中心、交通运输、社会公共财富和精神财富分享、生态环境、区域产品价格、资金循环等方面的地缘差异 ,引起和加剧了民族地区的贫困。为了进一步解决好民族地区知识贫困、权利贫困和人力贫困问题 ,扶贫攻坚要处理好治标同治本的关系 ,提高扶贫科技含量 ,建立开放的社会经济结构     

21世纪四川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面临的贫困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扶贫工作依然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新时期的扶贫工作 ,必须解决好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矛盾 ,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民族地区扶贫绩效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时间表 ,扶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以四川省为例 ,从经济 -社会总产出、结构变迁、贫困动态和资金效率四个方面 ,对民族地区的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考察。考察表明 ,扶贫攻坚使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 ,但比较发展差距有扩大趋势。据此 ,本文提出了加快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步伐的两项对策性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研究——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贫困群体规模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西部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西部民族地区出资能力低下、保障资金筹措渠道少等因素的制约,实际执行的低保标准和支出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这种状况与党和政府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背离.中央和各省(区)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低保的财政补助力度.应适时建立农村低保金的垮省调剂机制,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扶贫攻坚与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民族贫困人口集中的四川省为例,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扶贫攻坚以来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结果显示扶贫攻坚使民族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但比较发展差距(相对贫困状况)有扩大趋势。据此,提出了加快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步伐的两项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发展小额信贷的经济学思考

减缓民族地区贫困,实现各民族经济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制度安排,发展民族地区小额农贷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小额农贷利率扭曲,小额农贷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小额农贷的高风险等因素限制了民族地区小额农贷的发展。为此采取的对策:完善资金供给机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建立竞争性小额农贷市场结构。     

精准扶贫的差别化政策研究 ——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为例

因区位分布、地理环境、历史基础、文化观念等因素制约，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面临着特殊困难。人口较少民族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是集空间贫困、资本贫困、能力贫困、信息贫困于一体的深度贫困，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贫困。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减贫与发展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28个民族间存在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成本、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等诸多差异，加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决定了扶持政策不能同质化和一刀切。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分类指导、因族举措、因地制宜、因时施策，实施差别化政策。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运行情况和功能分析

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是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举措,是一种基于农户自我管理、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扶贫形式。基于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村互助资金的调查,对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运行情况和功能进行分析而发现:互助资金在当地开展和运行过程中,农户对其认知度、参与积极性和管理满意度较高,但贫困农户的实际参与能力与水平却比较低,限制了互助资金效用的发挥;互助资金是当前解决农村贫困群体资金需求的有效途径,在增强村民交往与合作、促进改善村民关系、提高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创新

“贫困”是可以进行多维解读的概念,反贫困也因此依托多重话语体系来指导具体行动思路,总体而言概括为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地区长期以“经济”贫困为基本导向,重点解决经济贫困问题,而反贫增收成为当下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反贫增收机制,开拓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新机制。     

特殊扶贫开发政策助推少数民族脱贫致富:30年改革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确定贫困县标准、安排扶贫资金、优惠金融信贷、发动社会参与、关注特殊群体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了特殊的、倾斜性政策措施,使得这些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下降,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升,地区综合实力有较大提高.     

少数民族农村贫困代际转移及阻断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及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而且贫困代际转移明显.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民族文化习俗等因素是少数民族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致因.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等措施阻断贫困代际转移.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是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农村,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深入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探索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事关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     

农村政策性扶贫金融资金风险成因分析

农村政策性扶贫金融做为促进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和发展贫困农村经济、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 ,其主要从事广大贫困农村提供粮、棉、油收购贷款 ,贫困地区综合开发和贫困农民的扶贫专项贷款等业务。农村政策性扶贫金融因其面对“自然的”和“社会的”体内外多重风险 ,其必然承受资金的投入、资金的运营、资金退出以及资金筹措等多环节的考验。如图所示 :从图表上看 ,三个环节三个风险各自分离 ,独成一体 ,互不关联 ,但在实际操作中 ,三个环节三个风险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结成一个资金运动与风险共存的体系。由…     

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当前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落后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贫困和增强软实力的有效战略。民族文化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创意活动,而创意活动的成功则需要旅游者需求、民族文化、创意人才和资金技术等相关要素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意体系。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连带效应,是推进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利用民族文化创意实现旅游商品、景点、文艺以及产业品牌等的增值。针对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创意力度偏低、过度商业化风险等问题,本文提出集聚创意力量、塑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旅游创意产品等措施。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及其反贫困作用

民族地区面临着较高的贫困风险,是我国反贫困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民族地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对于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提高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对于缓解民族地区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覆盖范围仍然有限、城乡差距较大、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投入不足、再分配功能有待提高。未来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反贫困作用。     

“心智模式”视角下激发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研究

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缺乏已经成为制约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文章从心智模式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由于居住环境的感知对贫困的认知偏差和贫困圈层文化不当导致缺乏脱贫内生动力。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扶贫主体需要引导贫困人员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开展多形式多内容交流并促进思想改变,提供分类帮扶措施,优化激励方式,构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新模式等工作。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透析

西部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目前,全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民族自治县有258个,西部地区就占了224个,占了民族贫困县的86.8%。这里不仅贫困人口多,而且还有相当的贫困深度。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众多,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在各省区的贫困地区。各省区的省级贫困县主要也是民族自治县,有的贫困状况甚至超过国家级贫困县。另外,非贫困县和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分别从已经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和未列入上述两类,但事实上确属贫困这三个层次来描述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论民族地区的另类贫困--地方政府财政贫困问题

由于在我国政府确定的扶贫对象中只有贫困人口及其家庭 ,因而事实上存在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贫困的问题 ,往往被忽略了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地区深度的基层财政贫困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基层财政贫困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既有上级的因素 ,也有自身的因素。“官多扰民” ,基层政府财政贫困“更扰民” !基层财政贫困与群众贫困存在着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关系 ;而消除基层财政贫困往往成为消除群众贫困的前提或基础。发展要有新思维 ,改革要有新举措 ,必须把对贫困群众的扶贫与对基层财政贫困的扶贫结合起来 ,开源与节流相结合 ,自身努力与上级财政扶持相结合 ,西部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为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地区的群众贫困与政府贫困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