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制度

陪审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本文介绍了我国刑事诉讼中陪审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陪审制的状况 ,通过比较二者的不同 ,否定了学术界提出的移植英美陪审团制度的主张并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刑事陪审团指示制度研究——论中国刑事诉讼人民陪审员指示的完善

刑事陪审团指示是陪审制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国、美国等传统陪审制国家,这项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陪审团指示作为陪审团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陪审团审判刑事案件必不可少的环节。陪审团指示主要存在口头指示、书面指示,以及两种指示结合的指示方式;指示的时间通常为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但是在评议过程中,对需要进一步指示的问题,陪审团也可以要求给予指示。陪审团指示的内容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主要包括法官对陪审团的一般指示、关于法律的指示,以及关于证据的指示。陪审团指示不当也是陪审团审判中经常出现的情形,对此,有些国家按照指示错误是否有害对陪审团指示不当进行了区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有的诉讼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就人民陪审员指示而言,中国在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可以借鉴国外陪审团指示的形式,保障人民陪审员的有效参与。     

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总是强调裁判权在刑事司法正义中的独立性,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正义输出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弱化或者忽视检察官的地位与作用。但从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以及中国现实的检察制度等方面考察,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和法院的裁判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刑事司法正义是法官和检察官司法共治的结果。     

刑事陪审团制度价值的再思考

由于陪审团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陪审团代表的民主主义正义观与法官代表的法治主义正义观有时就存在着冲突,二者的冲突通过合理配置陪审团的权力解决.刑事陪审团在个案中的无罪裁决具有终局效力,有否决法律适用的功能,使法治主义在个案中让位于民主主义,防止法律在个案中变成危害公民自由的恶法.但陪审团作出的有罪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需要经过法治主义的检测,这样可以防止危害公民自由的民主暴政发生.从陪审团的权力配置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虽是一项民主制度,但却以保护公民自由为优先价值目的,而并非司法民主.     

论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

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正式确立于殖民地时期的新南威尔士,1900年的联邦宪法规定了陪审制度,但陪审法仍然属于各州或地区的立法权范围。澳大利亚的陪审制度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陪审适用于可诉罪,不适用于简易罪;陪审团必须具备社区代表性与公正性,前者通过选民名单的随机挑选来实现,后者由回避申请和藐视法庭罪的刑事制裁等程序来加以保障;除了联邦犯罪以外,各州法律允许陪审团做出多数裁决,但有程度不同的、较大的限制;法官对陪审团具有司法指导的职能,如果证据存在高度缺陷,可以指导其做出无罪裁决;对陪审团的有罪裁决可依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上诉,理由主要是裁决导致了审判不公以及证据缺乏可靠性可信性等。澳大利亚的刑事陪审制度对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保障--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本文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就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保障的重要问题 ,如证件主义、羁押的目的、期限制度、保释制度等作了较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并对如何完善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保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未必只能寄托在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上 ,权力 (主体 )的洁身自好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也许更有意义     

刑事一审罪名变更程序刍议——交涉性程序机制为基础的程序设计

无论根据公诉事实理论,还是当代的诉因理论,在审判中均允许法院一定条件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进行变更.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对刑事诉讼中的罪名变更程序有借鉴意义.在罪名变更程序设计中,应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审、控、辩三方的意见交流.     

论刑事拒绝作证特权中的利益衡量

拒绝作证作为一项特权,是在刑事诉讼中查明案情、追求实体真实的需要和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法律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利益协调。本文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拒绝作证恃权中的这种利益冲突与协调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从江湖到庙堂——论公众情感在刑事裁判中的作用

刑事司法裁判的作出并非是一个完全依照刑事司法规范进行纯粹理性的、逻辑推理的过程,公众情感的合理融入会使裁判结果在合法的基础上更加合情、合理。法官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对接,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都需要刑事判决纳入公众情感的考量。具体到操作层面就需要法官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在司法为民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人本主义解释,给予公众情感以合理关照,协调法与情的二元关系。同时,在制度上也要进行积极的创新与改革,如人民陪审团制度。     

“以庭审为中心”下辩方地位的提升及实现

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地位式微,辩方正常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对辩方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控辩平等对抗。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树立"审判中心主义"司法观念、完善卷宗制度等方面落实法官裁判独立形成机制,在侦查起诉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强化辩方制约地位,并赋予辩方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申请启动权以建立辩方对抗的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     

权力与真相:以审判模式的演进为主线

无论是在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间的背景流变,在专业法官裁判和外行陪审团裁决之间的权力分野,还是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之间的结构纷呈,刑事审判主体和真相发现技术一直随着惩罚和宽容之间的博弈而不断更迭.随着诉讼参与者的参与力度和参与效果的变化,在当代更是出现了从原则到契约、从注重对被告人保护到注重对被害人保护的诉讼制度模式转向.     

试论英国Jury制度的翻译问题

翻译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根据英国Jury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运作程序,可以总结出Jury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由法官随机抽选出12名公民在对案件事实认定基础上作出被告是否构成犯罪或民事侵权的判决,然后法官就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判决;而根据我国陪审员的相关法律规定,陪审员是全程参与案件的审判,在评议案件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独立地行使表决权。因此,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英国的Jury制度翻译为陪审团制度是不恰当的。根据Jury的基本内容直接翻译过来,实在找不到比较简短、概括恰当的词语;不过可以采用音译的形式,将Jury翻译为纠理团。     

美国大陪审团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文章介绍了肇始于英国的美国大陪审团的改革历程,以及美国大陪审团进行审理所需遵循的八大诉讼程序;最后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大陪审团制与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比较,寄期望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发展改革中遭遇的瓶颈能够在中西法律制度的相互借鉴中获得突破。     

论陪审制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容构架

司法公众参与是现代各国司法所致力追求的一个时代内容,陪审制是司法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陪审团制是陪审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比较完善的司法审判形式。陪审团制经历了行政程序到司法程序、大陪审团到小陪审团、惩戒主义到不惩戒主义、控审不分导致控审分离、集体作证到集体审判及法律审到事实审等不同的演变轨迹。陪审团制度的内容主要有七方面构成:一是陪审团制度的适应范围应具有法律的明定性和判例的补充性;二是陪审团的人数一般为12人;三是陪审员的资格有积极的资格限制和消极的资格限制两部分;四是陪审团的遴选上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五是明确规定担任陪审员应获得的相应报酬及经济补偿权力;六是由于陪审员为外行法官,因此他在听完庭审全过程后必须接受法官的法律指导;七是对陪审团的裁决情况一般是一锤定音,因这种裁决的结果受到宪法的保障。目前我国的陪审制也处在改革之中,借鉴国外陪审制有益的因素,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并且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司法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信息化时代刑事诉讼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广泛运用,在给刑事诉讼带来便利和高效的同时,也对刑事诉讼的理念原则、规范制度和司法实践带来问题和挑战。对理念原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程序正当原则的冲突,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挑战和对控辩平等原则的影响;在规范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滞后,使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缺乏法律的规范和指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司法信息化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实务部门缺乏适应信息化需求的专业技术和专门人才。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应科学界定信息化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时增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刑事诉讼中对信息技术运用的监督和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重视司法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整体协调,重视公安司法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和专门人才培养。     

辩诉交易制度探析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中一项具有特色的制度,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介绍了辩诉交易制度的渊源、发展以及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探讨了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性和缺陷,提出我国若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应限定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法官的正式审查并确认辩诉协议的效力;辩护律师和被害人应参与辩诉交易的初步设想.     

检察机关发挥刑事诉讼审判监督职能的必要性

以检察权来对审判权进行法律监督,是权力制约规律在刑事诉讼中的必然体现,确立审判监督制度也是认识的非至上性对诉讼提出的客观要求。目前,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侵犯人权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且十分严重,要防止和减少这种现象有必要完善审判监督制度。中外法官在监督制约和素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决定了我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必要性。     

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本文反思了传统法学理论在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狭隘认识论观点 ,在吸收当今理论界的一些开拓性观点的同时 ,提出作者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本文认为 ,程序主体性理论从平等理性的角度奠定了刑事辩护制度的伦理学基础 ,民主原则则从合法性角度为刑事辩护制度奠定了政治学基础 ,而对立统一规律构成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认识论基础。     

论三种合议庭制度及其对我国合议庭制度改革的启示

文章分别阐述了美国陪审合议庭和德国混合合议庭的四个主要特点以及评价,对两国的职业合议庭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对我国合议庭制度改革的启示主要在于,我国的混合合议庭制度应避免内在的矛盾,吸收陪审合议庭制度中的陪审团只决定事实问题和独立裁决等有效的因素;我国职业合议庭制度应大力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以及加强职权,确保其依法、民主、独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