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与符号——传统物文化与广告传播

中国传统器物文化所彰显的精神文化特质,体现了东方古老智慧的永恒魔力。通过对东方古老器物文化的了解和仔细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刻了解传统文化的文化特质,同时更有助于我们在当前的语境中发扬古老东方智慧的当下意义。文章试图探索传统的物文化和现代广告传播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种东方智慧对广告传播文化意蕴的理解和应用操作层面的双重指导意义。     

从设计的本质看“人—物”关系的新内涵

从"人—物"关系这一设计核心关系出发,重新思考了设计的本质和内涵。在讨论设计本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设计的内涵:(1)"物"的功用性;(2)"物"的物质功用和精神功用;(3)"人—物"关系,以及由这一关系拓展形成的"自然—‘人—物’"关系和"‘人—物’—社会"关系,并且提出了新时代下"人—物"关系的新内涵。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施密茨的“人的解放与回归”及其意义

在新现象学家施密茨看来人的解放就是知觉主体的脱离显现,即从融合的原初当下的5个维度中展开凸现出来,呈现出主客体差异。施密茨人的解放就是以身体为轴心的空间性展开的过程。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寻求人的宏观的、社会的、自由的、全面的解放。两者互为补充,马克思的宏观的人的解放为施密茨的个人主体的解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施密茨个体的、自身的解放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提供了一个微观上的补充。     

从“人的需要”看“以人为本”的落实与未来展望

“以人为本”立足于人的本性，是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的需要是它的立论之基。我们认为要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必须通过各类实践活动满足现实个人生存、发展的各项需要，这也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落实。并且，“以人为本”是对“需要异化”的扬弃，在它之中包含着对未来的美好展望：就社会理想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就个人发展样态而言，“以人为本”展望的是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类哲学”、“物的逻辑”与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角出发,对“类哲学”与“物的逻辑“、类与种、人与物等基本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并对高清海等学者有关上述基本关系的一些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边缘人”再出发: 理论重构及其与传播学的对话

通过梳理“边缘人”和“第三文化人”等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变迁,可以理解华人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改变。华人受众在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增长与平台媒体对于全球媒体文化生产逻辑的重塑是当前“第三文化人”题材获得关注的重要原因。对此,应当充分把握平台媒体的巨大潜力,践行“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以协商视角理解“第三文化”在国际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淮北方言的“拜”字句

运用单点描写、共时比较及历时溯源的方法,分析淮北方言中介词“拜”的用法、特点及来源。其用法：一是通过“拜十名”后动词的复杂结构关系表示处置,二是通过“拜＋名”的特殊结构表示埋怨、责怪和无可奈何,三是通过“拜＋名＋动／形的”结构表示描写。其特点：“拜”字结构后的动词主要为动作动词,整个句式表示人或物对另外的人或物施加影响或处置而产生了某种动态化的结果,“拜”字句的处置用法和它表使令意义的用法关系密切,“拜”字结构后的动词可以是一个光杆动词等等。其来源是：从句式平行和读音的相似上看,淮北话中的介词“拜”和普通话中的介词“把”是历史同源词,“拜”应该是“把”的读音变异或变体。     

汉语国际传播界新词语:“香蕉人”“芒果人”和“鸡蛋人”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言文化与西方语言文化广泛接触,大大地促进了中西方人员的交流,也产生了中西文化交流传播中别具特色的特殊人群即"香蕉人""芒果人"和"鸡蛋人",它们成为文化传播领域新名词,并为当代新闻媒体、教育界、文化传播工作者使用。三名词的产生反映了汉语记录国际社会人员交流的现实,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状况,这些形象化又符合认知规律的比喻词反映了对中西语言文化紧密接触背景下的特殊群体的范畴化、类型化。随着汉语文化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国际传播推广的加速发展,鸡蛋人会越来越多,香蕉人中的大部分会演变成传播汉语文化的芒果人或龙的传人,他们对汉语国际化将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现代汉语词汇“以物指人”现象论析

现代汉语词汇＂以物指人＂现象主要通过隐喻和转喻两种机制而产生。隐喻通过心理相似把事物和人联系在一起,转喻通过人与物的相关性联系人和物,它们都是通过对物体的认知揭示人的特征借以指人,少部分特征得到突显,大部分特征被隐藏。＂以物指人＂现象一部分是原有词的义项增生,另一部分则是短语词汇化产生了新词,来源于不同性质的词汇现象。这些词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具有文化意义。     

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与“傲岸泉石”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巨著,“龙学”作为一门久盛不衰的显学,近百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缺乏深入细致的文献考证和研究分析。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士人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中。“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183;序志》篇“赞曰”,作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认为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逍遥自得说,并分别与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相呼应,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傲岸泉石”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肯定了创作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广告遭遇“恶搞”文化

带有颠覆性和娱乐性的＂恶搞＂已然成为当前流行的文化时尚,并初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而广告活动自然需要从这种新兴的媒介文化中汲取养分。而今,将＂恶搞＂引入广告活动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但在其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些问题。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广告遭遇“恶搞”文化

带有颠覆性和娱乐性的"恶搞"已然成为当前流行的文化时尚,并初步显示出其商业价值,而广告活动自然需要从这种新兴的媒介文化中汲取养分。而今,将"恶搞"引入广告活动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但在其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些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幸福”原理的“人的活动”论证

“人的活动”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于灵魂“有逻各斯部分”的整体观点的。它与“实践”论证一道构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是灵魂有逻各斯部分依照德性的实现”核心阐释的论证。“人的活动”论证整体地通过灵魂的思想能力和实践性的感觉-行动能力从“能(潜在)”到“实现”的生成运动来说明这一核心阐释。通过把这种“实现”阐述为“灵魂的实践的生命”,通过把这种“实践的生命”与一个“认真的人”的生命,把这个生命与他的“做得好”的德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合理地阐明了整体地理解为“人的活动”的“灵魂的实践的生命”的那个善就是幸福,它的“实是”或“是其所是”就是灵魂的能力以一个“认真的人”的那种“做得好”的方式——即德性的方式——的“实现”。     

文化自觉:“象牙塔”诚信回归的思考

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诚信缺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势必也或多或少地冲击着大学校园诚信。大学这个"象牙塔"如何守望校园诚信,发挥"象牙塔"的文化引领和示范功能,是每个校园人值得深思的沉重命题。从文化自觉视角探究大学校园诚信的本真,以期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生态人”：法律上的人演进之方向

法律上的人是指呈现在法律上的,法律准备加以规定的人类形象.法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义务人”“商人”“社会人”等法律上的人的形象,从法律上的人的演进历史可以推导出其演化规律.在生态危机蔓延的今天,传统法对人的理解需要受到检视,“生态人”的基本内涵,生态危机对传统法律人模式提出的挑战,环境法法律部门的兴起,证成了“生态人”必将成为法律上一个全新的人之形象.作为全新的法律上的人之形象,“生态人”有助于完善环境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建构环境法制度提供知识基础.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