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法的起源及其特点之比较

法的起源在古代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罗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因而早期的法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的法起源于部落战争,最先产生的法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刑法,古代中国法律起源具有血缘性、专制性、以刑为主等特点。古希腊、古罗马的法起源于氏族内部以及平民、贵族之间的斗争,其法律是斗争双方妥协后达成的社会契约,具有世俗性、契约性、民主性等特点。     

论古代肉刑存废之争

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后世非议者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废除肉刑后,斩右趾者弃市,生刑入死刑,故被认为是徒有轻刑之名,而有重刑之实;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中间刑,导致刑制本身的不合理。新五刑的出现,流刑成了正式刑种,解决了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恢复肉刑的声音也就日见微弱了。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先秦的债及其法律调整源流刍探

中国先秦时代,从国家形成到秦始皇统一以前,债权债务关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解决债权债务的案例增多,调整债流转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已成体系,为秦以后封建制社会运用法律调整债运行奠定了文化基础。     

先秦黄老之学"道法"思想刍议

将"道法"思想置于国家法度建设的理论框架下,认为:黄老之学"道生法"以哲学逻辑生成的方式援法入道,通过道兼礼、法确定形名法度,并主张"道在法上"无为的法治.道法思想对汉代社会王霸杂之的治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先秦军事禁忌刍议

军事禁忌散见于先秦兵家文献,但论述相对较少,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材料相互印证,可以看出,禁忌思想对具体的军事行为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天时、地理、人事三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和作用,可以构建先秦军事禁忌的大致框架。     

先秦礼法思想刍议

为了探讨先秦以"礼"为核心的国家法度之形成和流变,通过对礼法秩序、规范和礼义的研究,认为礼法以对自然秩序的模仿,在"同律度量衡"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确立,礼法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孝有德"。     

努尔哈赤法律思想考析

努尔哈赤在创建后金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重视法律的意识,同时,深受神权法思想的影响,努尔哈赤也非常重视民心所向,重视人治、礼治,主张尊贤尚德.在其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努尔哈赤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法律的谕令,逐渐引领后金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为其后满族入主中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先秦“于”字比较句考察

先秦时期的"于"字比较句除表示差比意义外,还能灵活表达异比、同比、平比、极比、比拟等多种意义,这使它在古汉语中能满足基本的表达需要,因此使用普遍。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关于"于"字比较句功能的传统认识应该予以纠正。先秦"于"字比较句构成成分较为单纯,造成了其结构和语义表达的局限性,这是它后来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乎"字比较句的功能为"于"字比较句所涵盖,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

商周时期的＂于＂通常作连动结构的后项,同时也可用于非＂去到＂义的动词之后,这意味着＂于＂逐渐虚化为表行为方所的标志,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于＂除了可介引具体地点的名词,还可介引表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正是由于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的更换,使得具有典型运动特征的语义场中相关联的、有限的几个题元角色关系可以向其它更多的语义场转移。谓语动词的改变,是＂于＂语法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因,此外上下文语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先秦汉语于字被动句中"于"字的作用

关于“于”字被动句 ,语言学界一般认为“于”字是被动的标志 ,是表被动的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比附西方语言的结果 ,与汉语自身实际不符。先秦汉语的“于”字并不承载被动的信息 ,也并非是被动的标志 ,“于”字既可以引入施事者也可以引入受事者 ,还可以不用“于”字直接引入施事者。“于”的介入使原有的动宾结构变成动补结构 ,从而强化了原有的语义关系。     

论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改进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神权法思想在商朝盛极一时,商朝奴隶主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不仅弱化了神权法思想,而且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伦理思想刍议

先秦儒家动物保护思想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它以“天人合一”思想为精神支柱、以“时禁”政策为行为规范、以及“不为己甚”的中和态度提出了独特的动物保护理念,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试论中国神权法思想的源起、发展与演变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始于夏商两朝所宣扬的的神权法思想以及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反对轻罪重罚、族刑诛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较大贡献。神权法思想也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重民轻神的主张,发展到汉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给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和实施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得神权法思想为随后形成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所吸收,长期起着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     

从夏商到春秋时期法律思想的嬗变

我国早期法律思想从夏商时期的"神权至上"、"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经过西周的"以德配天"、神人互补,发展到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这种发展变化使我国古代法律很少受宗教的影响。而春秋时期的"以人为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又使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礼与法结合,人无法真正地独立。法律思想的这种发展变化对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