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义门陈文化研究述评

江州义门陈是中国传统义门的重要代表。目前,对于江州义门陈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文化和书院文化两个方面。此外,也有对旅游开发和陈氏家族人物个案的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如今学界对于江州义门陈文化的关注度还不够,江州义门陈文化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理论空间。     

“江州义门”移入潮汕探析——论客家陈姓的由客转潮

"江州义门"是陈姓中影响巨大的支系。陈姓是潮汕地区的大姓,来源较为复杂。从族群看,潮汕陈姓分属福佬、客家二大系统,以往对潮汕陈姓的关注集中在来自福建的北庙派、南院派的关系上,基本属于福佬系统。然而,不少潮汕地区的客家陈姓,常和"江州义门"陈姓相关。进入潮汕的客家陈姓也经历了潮汕化的过程,这反映了客家、福佬族群的融合。     

从“十七年”家族小说看集体主义理想的高涨与家族文化的崩溃

通过对＂十七年＂家族小说文本的详细解读,梳理出了这一特别的社会现象在小说中的表现：传统的家族观念正在被新鲜的集体主义理想所淡化,家族主题小说主人公之间血缘关系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家族文化的维系力被减弱。     

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出现过史家称赞的“大治”局面,而且也出现过“宣王中兴”、“少康中兴”、“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弘治中兴”、“同治中兴”等“中兴”局面。这些王朝的“复兴”,发生在“大治”盛世之后,面对的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外族侵扰等内忧外患,为了守住并振兴祖宗开创的基业,“中兴”之主冲决种种羁绊,继承创新,开拓进取,推行“新政”。首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严格选拔官吏,建立德才兼备、廉洁务实的官僚队伍,确保政治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为王朝“中兴”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其次,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轻徭薄赋,扶贫救灾,调整和改革财政经济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为王朝“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不断调整与边疆各民族和各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政策,屯田备边,加强国防力量,为王朝“中兴”创造了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这些“中兴”之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恢复了国家实力,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使王朝由乱到治、由弱变强,促进了王朝的苟延残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古代“富民”理想流产的法律原因——以中国古代家族财产共有制为例

“富民”理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奉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强化等级秩序，剥夺卑幼行使财产处分权，否定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妨碍土地的自由买卖，抑制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民”的道路。     

论“做人”文化与“做事”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重做做人的中国,与普遍重做事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态度、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这几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要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避免偏狭地看待某一种文化。     

“南陈北李”缺席中共“一大”原因探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建党重要人物的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却没有出席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作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一、直接原因;公务繁忙;二、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三、个人原因：心理和性格因素;四、地域原因：中共＂一大＂不可能在广州、北京召开。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一把手”腐败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探析

当前"一把手"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亟待多管齐下加大防治力度。导致"一把手"腐败既有思想素养不高等主观原因,也有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和法制处理不力等客观原因。为此,必须通过加强思想素养建设、强化权力制衡、加大监督力度、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来防治"一把手"腐败问题。     

从“糸”字汇的类化看中国古代汉字文化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糸”字汇,从“糸”字汇的演变发展分析了汉字的发展规律———以形示义、形兼音义。而类化则是汉字以形示义的重要手段,凭借各种类化方式使汉字成系统、有规律演进。“糸”字汇的类化反映了汉字构形的认知思维理据———具相思维,以及汉字的文化镜像功能。     

“韩流”——韩国电视剧流行原因探析

"韩流"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韩流"的核心——韩剧的流行也有着诸多原因。在中国"韩流"已经风靡了近20年,还在不断地影响着多样年龄层的观众,其奥秘在于:既大众化,又特殊而温馨的故事情节;长相讨好的演员;华丽的画面;政府的支持等。     

庞朴对中国文化密码“三”之探析及其意义

庞朴发现“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并追溯其源头和阐释其涵义;他运用密码“三”开中国文化宝库之锁,提出 “三”即“尚中”,“尚中”即“和”之观点;他运用开了锁的中国文化宝藏反证密码“三”之存在,形成了其研究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庞朴有关中国文化密码“三”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疆独”恐怖主义分子犯罪的原因探析

"疆独"恐怖主义分子犯罪与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及个体因素密不可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新疆经济面貌落后等问题,成为犯罪分子鼓吹独立的借口;在政治、历史成因方面,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分裂主义者活动频繁的地区,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以及一些西方大国的支持为他们制造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在文化因素上,犯罪分子以宗教的名义误导信徒实施犯罪;伊斯兰民族性格中的坚定、不屈、刚强、团结被分裂组织所利用,成为民族分裂活动不竭的源泉,其所产生的狂热激情赋予了民族分裂主义强烈的顽固性与偏执性;同时,不良需求、个人道德品质等因素也触发了一些恐怖主义犯罪。     

中国古代“公务员”也有“黄金周”

秋高气爽时节，人们纷纷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外出度假或旅游，致使“假日经济”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这与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文化消费的传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公休时间增多，除原有节假日外，又增设春节、劳动节、国庆节三大“黄金周”，加上每周的双休日，现在我国全年法定节假日约有一百一十四天。     

探析日语“ま”类常用动词的家族相似性

文章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日语“ま”类常用动词进行认知分析,探析“ま”类常用动词的类属划分以及家族相似性的组织性和规律性。并且以人们的客观世界经验和认知事物的规律为基础,阐释“ま”类常用动词共同模糊语义的产生、发展与习得的内在机制,从而建立一个解释“ま”类常用动词以家族相似性为特征的语义网络。     

陈白沙的“立心”说与幸福价值观

陈白沙继承了原始儒学心性论德性进路,在体证、践证仁、善的基础上确立了先立其大的德性本体,此即立心说。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继承了孔颜之乐的思想精髓,并将之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陈白沙的自然主义旨在阐释一种简易、自然、幸福的人生价值观,由亲亲之情及恻隐之心渐次扩充而达致至仁、至善,是一个承体起用、自然而然而无须助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喜悦情感体验即人生幸福。同时,在人与天地同体的一本论宇宙框架下,在立心说的基础上,陈白沙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实现了幸福的人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