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乾嘉汉学对“实事”的定位及其问题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乾嘉汉学家首次将“实事求是”普遍接受为一种基础性的治学理念.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所面对的阐释对象(“实事”)包括“书”与“事”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书”(经书之底本)为重心.乾嘉汉学家对经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实事”的定位.     

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学术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的转变

嘉庆年间,乾隆朝崛起的汉学家接踵辞世,家学传衍现象明显增多。在家学的传承、发展中,一些潜藏的学术因素彰显出来:汉学领域大幅扩展,今文经学悄然而兴,汉、宋调融之势增强,经世致用色彩也逐渐凸显,原有的汉学格局遂发生深刻变化。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乾嘉骈文复兴与时代学术关系论辨

乾嘉时期汉学家从经学到文学对理学进行了清理,汉学与宋学对峙,骈文与古文对峙。在汉学家的推动下,骈文被推到了文章正宗的地位,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遭到了怀疑。骈文理论的突起与乾嘉学术的复古思潮、反宋学基调及文人幕府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略论清初汉学宋学的分化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盛极一时。但这时的理学已日趋僵化,理学界弥漫着盲从、迷信、虚妄说教的风气。理学地位的独尊和学术的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他们从学术的角度,通过考据、辨伪来证明宋学错误,进而攻击程朱理学,为汉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从“汉学”到“中国研究”之变

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人对西方学术的精通令我大为震撼。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西方人眼中的汉学

《法国汉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法国远东学院之间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合作项目。已经出版的第一、二辑中收录了当代法国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论文２０多篇,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书中引用了一些现存国外的珍贵资料,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多侧面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