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负面影响的对策探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是我国当代农村并行的两种社区组织形式,而且,残存的宗族组织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青龙村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现状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它仍表现出一系列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具有的特点,即可持续性、隐含性和变形性.然后立足于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特点和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强弱利弊分析,提出解决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思路.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

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在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农村寄生性家族势力的回归与整合

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又回到农村社会舞台。回归后的家族势力与传统的家族势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已不具有完整的家族形态了,表现出较强的寄生性。家族势力的回归虽有着必然性,但我们必须分析其形态、效能,对其进行社会整合,以实现它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     

中国农村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探析

家族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将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 ,从社会互助的需求、农村基层体制的缺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聚族而居和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五个方面深刻地剖析了家族势力复兴的原因 ,为当前合理的规整农村家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李氏家藏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粤东梅县客家妇女为重点分析

本文运用功能分析的方法,以粤东梅县一个客家家族所藏契书为文本,对客家女性在传统宗族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从现有文本看,梅县妇女不但在处理家族产权转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女性祖先的休坟与男性祖先的休坟一样重要.梅县客家妇女在传统宗族社会中具有不俗的尊长地位.     

社区:微观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后单位制时代的社会政策视角

随着我国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以及家庭、宗族等传统社会微观组织单元的削弱和单位体制的解体,社会管理须构建和强化新的微观组织单元来实现个体组织化。社区作为国家与民众互动的基本界面,既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多种社会政策需求,又有丰富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可资利用,因此是创新社会管理首选的微观组织基础。我们可以借鉴能促型国家的理念,激发社区、居民的潜能,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提高社区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以社区夯实社会管理之基。在操作上,可考虑以支持家庭发展的社区社会福利递送为抓手,同时打造社区面向流动人口就业服务的平台,实现社会管理的上游干预。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论民间的民事习惯法--宗族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宗族法对婚姻、家庭、人身财产等法律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广泛的调整,而婚姻、人身、财产等关系正是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因而宗族法成为宗族内的民事习惯法。它与国家制定法中的有关民事法律规范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成为中国传统民法的一大特征。文章从宗族法的定位、宗族法成为民间民事法的缘由背景以及宗族法作为民间民事法的具体表现这三个方面说明、论证及深化这一特征。     

乡村宗族变异与现代社会的适应——以武鸣县横塘人为例

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转型，宗族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文章通过对武鸣县汉族的一个支系——横塘人（平话人）的宗族进行调查发现，尽管现代宗族的传统物质要素缺失严重，但是族人关注更多的是宗族文化的发展。进而认为这是建立在旧宗族形态基础上的变异体，并长期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变迁。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祗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