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对小说理论中“虚”“实”观的继承与发展

冯梦龙对小说理论中“虚”“实”观的继承与发展薛丽云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苏州府长州县人。青壮年时期多次应考不中，曾参加过当时的复社，５７岁时才补了一名贡生，６１岁时以岁贡选授福建寿宁知县。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尤其热心于民族通俗文化的整理，爱好...     

闻一多并非“唯美主义”诗人

对闻一多的新诗研究中,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实际上,这是有失公允的,“唯美”充其量是闻一多诗作特色的一个侧面。闻一多之所以被划入“唯美主义”阵营,与他参加过“新月社”、家庭出身、求学经历及新诗形式有关。     

试论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一) 李贽(公元1527—1602年)这个被反动儒家骂为“非圣无法”、“异端之尤”的反理学斗士,他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李贽赞赏过王阳明,晚年又信佛教,是个唯心论者;有人认为李贽讲过“形、神,两物也”,近于二元论;还有人认为李贽早年具有唯物论倾向,晚年堕入了唯心论。今天,深入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关于“女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断想

<正> “女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而且就其遭遇而言,两者也是相似的.在人类文化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女性时而被奉为女神、天使、主宰,时而又成为妖女、祸水、奴仆.至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所引起的反响,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政治限定,应从文学与批评的殿堂中驱逐出去,对它不屑一顾.斯坦利·费什说过:“就文学而言,我不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奇怪的、有说服力的修辞活动”,而弗兰克·伦特里契亚则宣称:“我对女权主义是以批判的态度运用的”,认为“它们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实在论,常常创造出一种邪恶的精灵来表现男人”,所以他“不希望看到某些女权主义理论继续下去”.但也有人持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它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之后的显学,预     

杨村人其人其事

<正> 杨村人这个名字,除了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稍有提到之外,现在很少有人齿及,他的生平著述资料也难以寻找。但他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而转为“左联”盟员,无论是非功罪怎佯,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应当彰明而不该任其湮没的。这里拟就调查、研究所得,作一综述,无他,尊重历史而已。     

太虚法师与“佛教社会主义”

太虚法师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佛教领袖,几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评论,大都偏重其佛教革新活动和佛教教义的阐释,很少有人知道他与社会主义还有一段“因缘”,并且曾经参加过中国社会党和组建过“新社会党”。即使近几年出版的太虚传记,也很少提到这一重要史实。笔者认为,太虚早年宣传的“佛教社会主义”,是其佛教救世思     

漫谈英语弱读音[δ]

假如有人问您:“您到过北京吗?”[Have you been to Beijing?]您有可能回答说:“是的,我到过。”[Yes, I have.]假如有人对您说:“您参加史密斯先生的宴会了吗? (Did you go to Mr.Smith′s party?)如果您没参加,您可能这样回答:“我倒想参加,不过他并未邀请我”。(I would have gone. buthe didn′t inviteme.)这两段对话中英语have的读音各不相同,其中是强读式     

略论曾纪泽

曾纪泽是近代著名外交家,他的名著《中国先睡后醒论》(以下简称《后醒论》)集中表现了他的思想,颇有见地,曾经在西方轰动一时。对于曾氏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帝国主义成功铸造的买办外交家。因为《后醒论》中说过,中法战争以后,“反而中国人与西国人相交,更加亲睦……”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言论”,“已经达到了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度”;有人则盛赞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后醒论》“表现了一个中国人面对恶意污蔑时不屈的尊严,也流露了一个爱国者对于‘风雨如磐’的故国的深切期待”。两种结论如此尖锐对立,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试论李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一) 李贽(公元1527—1602年)这个被反动儒家骂为“非圣无法”、“异端之尤”的反理学斗士,他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的理论基础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历来就有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李贽赞赏过王阳明,晚年又信佛教,是个唯心论者;有人认为李贽讲过“形、神,两     

必須用辯証唯物主义观点評价李秀成——批判李秀成討論中的折衷主义

如何评价李秀成,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争论双方,针锋相对,营垒分明:有人认为,他是应被歌颂的人民英雄;有人认为,他是应受历史裁制的革命叛徒。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结论,是不能调和的。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折衷的办法是说不通的。可是,也有一部分同志在这場争辩中,采取了这样一种作法:举起一只手打前者一棍;又举起另一只手打后者一棍。然后又从前后二者之中各拿出一部分,搞出一个东拼西凑的花样“拼盘”。譬如,朱仲玉同志说,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英雄一世,糊涂一时”,不应当追溯他以前的革命动机有什么不纯正;祁威龙同志说,“不能够因他晚节有亏而否定他十余年血战之功;也不能因他卓著勋绩而曲谅他最后向敌输诚的罪过”;周衍发同志说,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因为“时代、阶级的局限性”。     

应当怎样评价李密?

李密,是隋末农民起义时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关于对李密的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多数人对李密持肯定态度,认为李密参加杨玄感起兵标志着他“脱离了隋朝统治阶级”;参加瓦岗军表明他“突破了原来的阶级界限,已成为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一位“卓越的农民起义领袖”。有人虽然也承认李密有“缺点”和“错误”,但又认为他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当之无愧的。也有少数人根据李密曾投降越王侗,简     

关于《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讨论动态

今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晓波作了《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发言。他的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应颇为热烈。刘晓波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作了探讨。他认为新时期文学以“寻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是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他还认为,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的束缚过深,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尽管模仿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技巧,但由于不是出自切身体验,显得不伦不类。     

论冯梦龙整理和研究民歌的贡献

冯梦龙的《三言》,成就卓著,它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但他所整理、刊布的《童痴一弄·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连同他对民歌研究的杰出贡献,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而这方面的深入探索,就更显得疏漏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发行过一套《明清民歌丛书》,其中就有冯梦龙的这两部民歌集。但这套丛书,也只是“内部发行”,偌大的国家,仅印了两千册,且在发行前后,有关报刊几乎没有发表过评论文章。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的思想日益解放,     

《金瓶梅》作者不是冯梦龙

读了陈昌恒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一文后,对其说法实难苟同。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决非冯梦龙。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陈先生作学术上的磋商,以期共同进行科学的探讨。在陈先生的《考述》发表以前,王利器先生在1987年所写的《〈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一文中就表示过不赞成冯梦龙是《金瓶梅》(或称《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的说法。他     

冯梦龙的笑话搜集、整理与评点

冯梦龙编辑的两种笑话集《古今谭概》和《笑府》,差别非常明显.前者主要来源于古代典籍,侧重于文人雅趣;后者主要来源于口头讲述,侧重于民间俗谑.冯梦龙编辑、讲述笑话是因为“抑郁无聊”,用谈笑的方式来排遣胸中的苦闷.冯梦龙在讲述、搜集、整理、评点笑话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对笑话的特点与功能的系统认识.冯梦龙重视笑话的讽刺功效,所辑笑话多为嘲讽吝啬、谄媚、吹嘘、惧内、不孝、说谎等各种世间俗态,要用笑声来否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同时也不忽略笑话的娱乐功能,他在笑话集中搜集了不少纯娱乐笑话.冯梦龙认为笑话应该含蓄蕴藉,不能过于直白.讲笑话要引入发笑,需选择适当的场合和听众.     

论审美体验

审美体验,西方有人认为即是“想象”,有人认为是“灵感”或“直觉”。杜威认为是一种“完整的经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称为“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卢卡契认为是“艺术创造努力上的经验”;大英百科全书《美学》条认为是“充分的经验”;而大多数现当代美学家、心理学家都称之为“审美经验”。罗斯(Malcolm Ross)认为:审美体验及其审美发展问题,是当代美学中极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对审美体验的探讨将在美     

“他者”解读——翻译的视角

“他者”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文化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都对“他者”进行过不同的阐释。文化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弱势东方;而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女性自身。列举并评析几种代表性的“他者”论述,藉以透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过程,这对于当前语境下如何正确对待“他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三言”中的因果报应

晚明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包含大量的因果报应内容。多年来,研究者大都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内容有严重的消极作用,是“麻醉剂”,削弱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因此,理所应当地视之为封建糟粕。我觉得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冯梦龙的编者意图,也不符合“三言”的客观实际。因为冯梦龙在“三言”中编写因果报应,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一种使人戒恶从善的强制性力量,其目的在于借此“以警后人”,“劝他为善不为恶”,从而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社会道德伦理、风气习俗归于淳厚。所以它对人们的影响,并非一味地起消极作用,而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于堂吉诃德形象的几点思考

(一)疯癫、魔幻、假定性: “堂吉诃德可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疯子吧?谁能说他不疯呢?”杨绛同志在《重读(堂·吉河德》一文之首就这样说。确实,在人们心目中,堂吉诃德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他的疯。 对于堂吉河德的疯癫,有人说那是他患的一种病,有人说是源于他的偏狭狂;有人说这种疯只是一种形式,有人将他与魔幻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形式”,怎样看它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塞万提斯在堂吉河德身上非常巧妙地将他的幻想迷狂与西班牙十六世纪社     

吴汝纶的思想及其文论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关系密切,但又和严复的思想大相径庭的古文家,他就是清代文坛上后期桐城派的领袖吴汝纶。由于他在晚清文坛上的影响,所以学术界在论及近代文学时,常常提到他。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提倡西学的“新人物”;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欲废尽中国典籍”的“崇洋分子”;还有人说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云云。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未必恰当,或不太全面。本文试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