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原文和译者的统一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原文和译者的统一关系,即:一、原文对译者的依赖性;二、译者对原文的依赖性;三、原文与译者的统一;四、原文与译者的统一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经过讨论认为,原文与译者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相对的统一,而非绝对的统一。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忠实”——不可或缺的翻译标准

忠实是传统的翻译标准之一,但目的论和解构主义思潮否定了忠实的可能性,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文章从忠实的量化、翻译的本质、译者的职业道德、翻译的社会功能、忠实和通顺的辩证统一关系等方面．阐述和肯定了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存在的重要意义。     

翻译标准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翻译标准作为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 来源于翻译实践, 同时也是对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程度的总结.对翻译标准的理解和运用应因时、因事而论.对文学译品的评价应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促进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标准有无必要——与周兆祥先生商榷

一、是“死胡同”还是“里程碑”香港大学周兆祥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中(见《中国翻译》1986年3月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翻译应不应该有准则?他的观点是,“学翻译的人说翻译的原则是XY Z有什么好处——即使这是一向为大家公认的‘真理’?”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时至今日,快一百年了,我国论翻译方法的文章,也总是拿“信、达、雅”做准绳,这种现象太可哀叹了。”这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死胡同。”严复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花了十三年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十部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译者的任务》翻译对比研究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已经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译界对其中的很多观点仍然莫衷一是。从翻译与人的关系、意指对象、意指方式和纯语言的关系以及译者的天职等三个方面出发,对比分析了一些国内通行的《译者的任务》汉译本,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厘清了歧义与误读。得出了翻译的本质不因人改变、纯语言来自于意指对象和意指方式的作用以及译者的天职是寻找纯语言、重建巴别塔等结论,并梳理出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逻辑框架,为今后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阐释学在翻译领域中的运用——论译者对原文主观理解的合法性

阐释学作为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历史由来已久,但将其注入对翻译领域的研究中便使其具备了人文性质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两者同为对语言的研究,用阐释学能很好地解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主观理解的合法性。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译者的用心——从翻译目的论看《孔乙己》中文化因素的翻译

翻译目的论认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即目的决定方法.从目的论理论出发探讨<孔乙己>一文中文化因素的异化与归化翻译方法,可以认为异化与归化并不矛盾,它们是在目的论理论的指导下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应该并存并互为补充.     

译者的隐身——从梁实秋《结婚典礼》的翻译中看翻译策略选择

通过对梁实秋《结婚典礼》的原文和时昭瀛先生的译文对比,运用韦努蒂和奈达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翻译了理论,探讨了译者为解决文化差异问题采用的翻译策略。无论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译者角色都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彰显。     

品《荒诞寓言》析瑕疵译文——兼与原译者商榷

作为文学翻译的一部分,荒诞寓言的翻译也需要经过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但实践证明,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译者的综合素质将在翻译时面临更大挑战.     

“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卧评》论小说的首要审美标准

自李贽提出“五大部文章”说,肯定《水浒》为“发愤之作”,乃“天下之至文”;金圣叹誉《水浒》为“第五才子书”并细加评赏后,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达于高峰。稍有识见者,都或深或浅地体会到了小说的礼会作用,进步的理论家们似乎不必再为小说之是否“可观”多费口舌,而可以集中笔墨从不同角度去为中国小说美学破土奠基了。《卧评》就不再论及小说的地位问题,而直接把《外史》看作《史》、《汉》一样的不朽著作进行研究。从《外史》出发,又论及小说的审美标准问题。     

浅谈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翻译中的风格再现问题。简要论述了风格的可译性,列举了刘宓庆提出的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基于这三种模式分析季羡林的《文学批评无用论》原文和张培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在重现原文风格上存在缺憾,无论从语域层面、词汇层面还是修辞层面来考虑,均没有达到与原文的契合;并为更好地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议。     

生命、幸福和祖国——苏联文学作品《卓娅》、《幸福》评介

1946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一年,斯大林在对选民演说中说:“……战争当然应该受到诅咒,但同时也是考验和检查人民一切力量的伟大学校。”这学校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用最严峻、最冷酷、最惨烈的方式不断地考验和检查每个人的生死观、幸福观及其对祖国的忠贞。从1941年到1945年的四年鏖战中,不到两亿人口的苏联,有两千万人殉难。遍地的灾难、汪洋的祸海泯灭不了、动摇不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人民对祖国前途的信念。一千多名作家(占当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