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罪数形态缕析

文章以一罪与数罪的认定及区分标准为基础,探讨了在金融犯罪中如何界定法条竞合、结果加重犯、想象竞合犯等问题,并就其中学界的争议问题作出评析,提出自己的具体观点。     

结果本位的罪数理论建构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在罪数理论中也有体现。在确立一罪与数罪的标准上,行为标准说界定不明,犯意标准说基于行为人刑法的立场,而构成要件说也不够明确,应当以法益为标准结合构成要件判断区分一罪与数罪。在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分上,应当以受到侵害法益的个数作为标准,如果侵害的法益超出了一罪的评价范畴,两罪就是想象竞合关系。在数额未达到所谓"特别法条"但符合"一般法条"时,可以再以一般法条入罪"递补适用"。     

连续犯的基本问题探究

连续犯是将事实上的数罪作为一罪处理,以排除数罪并罚适用的犯罪形态,属于处断的一罪.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连续犯的诸多问题存在争论,因而厘清各种不同认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罪数形态.连续犯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应废除.     

论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法律性质

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状态犯的行为人利用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违法状态,对已受侵害的同一个法益再次实施的可以独立成罪的侵害行为,属实质一罪.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法律性质在于,虽然其与前行为触犯了不同的刑法规范,形式上符合数罪的特征,但因为该数罪共用同一个法益,故为不完整的数罪,只论以其中较重一罪,就能完全评价前后行为所实现的不法与罪责内涵.     

食品监管渎职罪二题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罪名.罪名争议和法条竞合是该罪的两个热门话题.“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是科学的,它符合文理解释的要求,解决了司法实践的纷争,遵循了罪名从简的原则,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食品监管渎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应按照法理予以认定.     

数罪怎样并罚

关于数罪并罚问题,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于什么是数罪,如何划分一罪与数罪的界限等问题,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争论较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同种数罪是否实行并罚,另一个是对数罪怎样实行并罚。前一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的理由与根据也都摆出来了,有待于作深入一步的研究。后一个问题我认为还未展开讨论,而这个问题对司法实践的意义更为直接。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与同志们商榷。     

合并犯综论

在罪数形态中 ,如何理解刑法中将两个没有主客观联系的犯罪合并为其中一个罪处理的立法 ,现有的刑法理论解释比较混乱。实际上 ,既有的罪数理论和概念已无法涵盖和诠释该种类型的立法 ,它应该是我国刑法中一种新的罪数形态 ,可称之为“合并犯”。合并犯有区别于包容犯、结合犯、牵连犯、结果加重犯的独特特征。合并犯将数罪重合为一罪评价 ,虽然简化了定罪 ,但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罪数界限 ,难于实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强迫交易罪司法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强迫交易行为频繁发生。在强迫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正确地界定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的含义,划清它与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等相似罪的界限,以及其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对于刑事司法实践正确认定本罪会有所帮助。     

对想象上竞合犯与牵连犯的几个问题的探索

所谓想象上竞合犯,是指行为人实行某一个犯罪行为而触犯了数个罪名,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行某一犯罪,而其所用的方法(手段)行为或所获得结果的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在某些国家地区的法规里,都把这两种犯罪各按其所触犯的最重刑处断,并规定在同一条条中,例如日本刑法第五四条第一项“同一行为而触犯数个罪名,或作为犯罪手段或结果的行为,触犯其它罪名的,按照其最重刑判处”。台湾现行刑法第五五条“一行为而触犯数罪名,或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结果之行为犯他罪名者,从一重处断”,就是这样。我刑法对     

法条竞合中特别法条和普通法条的关系探析

法条竞合理论的混乱现状根源于对特别法条和普通法条之间关系的误解,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反对关系而非种属关系。同一论域下特别罪名和普通罪名所涵盖的犯罪事实处于此消彼长的反变状态,故普通罪名对于特别罪名具有拾遗补缺功能,当适用特别罪名无法评价为犯罪或者量刑明显偏轻时,说明该犯罪事实并非特别罪名所能涵盖,此时,对特别罪名的特有要素不予评价,也不存在评价不充分的问题。由于只有数罪外延中似乎相同的犯罪事实才能引起法条竞合,故只有考虑这些"相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才有意义,故所有法条竞合都表现为"特别法条"和"普通法条"的竞合。     

试论接续犯

接续犯乃犯罪形态之一,是指行为人在时间、场所非常接近的条件下,以性质相同的数个举动完成一个犯罪行为。其形似数行为,实际是数举动一行为;虽有一定数罪特征,但仍为实质的一罪。它具有犯罪行为的合成性、数个举动的密接性、举动性质的同一性和侵害权益的一致性等四大特征。它与徐行犯、继续犯和连续犯等罪数形态虽有相似之处,易于混淆,但又着明显的区别界限,不能等同。     

论侵害知识产权的“二元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作为归责的“规则”,决定着侵权责任的构成及其责任形式,而非民事责任形式决定归责原则。知识产权侵权适用“二元归责”原则,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符合我国知识产权“适度保护”的立法政策。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保护的有限性及其请求权竞合等特性,影响乃至决定着“二元归责”原则的适用。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再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是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素,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之趋势。侵害知识产权的“二元归责”原则,与该立法趋势相契合。     

论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认定集资诈骗的罪与非罪时,应注意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的界限、集资诈骗罪与集资纠纷的界限,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以及处理与集资诈骗行为相关的一罪与数罪的关系问题。《刑法》第192条及其司法解释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根据,刑法理论只能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的一种补充。     

论我国刑法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

法条竞合是刑法制定和运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正确地适用法条竞合原则对于定罪量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以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为原则,以重法优于轻法为例外。但从我国法律的条文规定出发进行研究,重法优于轻法应当是我国刑法法条竞合适用原则的基本原则。     

刑民交叉规范本质的立法论与解释论考察——以涉刑私募基金为考察对象

当前刑民交叉研究没有把握好规范本质,没有认识到法规竞合才是有关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竞合、牵连的真正原因。审视刑民交叉的规范本质有立法论和解释论两大维度,规范竞合处理应遵循法秩序统一要求,刑民立法目的一致时二者应保持一致解释,不一致时可相对独立,但应通过法益衡量选择优先方案。程序上,刑民交叉需依具体条件选择“刑民并行”“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等不同处理方式。针对股权众筹这种新型资金募集方式,刑民立法目的保持高度一致,刑法适用原则应限缩为“虚假型基金犯罪”的情形,刑法即便介入,须以民商立法作为重要的约束前提。涉刑私募基金的合同效力认定应从私益与公益、立法目的与规范性质、实质与形式等方面进行法益衡量。有关涉案财产的程序法益平衡,应当从“公法优先、民事为辅”校正为私法优先原则。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直接影响着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罗马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和要求,但同时也存在有关非缔约国主权、案件不可受理性和“一罪不二审”的例外与冲突。对于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国外刑法理论中具有世界趋向性的几个问题

自古罗马至中世纪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在国家与法的问题上,是朕即国家,出言即法;在罪与刑的问题上,是“获罪于天”,“刑罚自天子、诸侯出”;刑罚权的适用就必然专横与擅断。十七、八世纪的启蒙思想的法学家提出了刑法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从而产生了所谓法治国精神。直到现在,可以说世界性的刑法理论都与这一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刑法基本原则有着密切关联。     

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原则的论争与评析

各国在解决金钱债权的执行竞合问题时,有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和折衷主义等立法例。学界对各种原则的优劣论争由来已久,至今仍无定论。我国目前解决金钱债权执行竞合的原则既未采优先主义,也未采平等主义或折衷主义。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作出了相当细化的规定体现了其在相关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良苦用心。由于我国破产立法最终会采用一般破产主义,为与之相协调,我国今后关于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原则的立法选择应为优先主义。     

中国城市经营的阶段分析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利益主体地位逐渐形成 ,“城市经营”成为各地的选择 ,呈现出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 ,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依次演进的三个阶段。“城市经营”的这三个阶段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目前中国城市正处于拓展“城市区域竞合”初期的“磨合”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 ,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 ,促进对内开放 ,积极推进以同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竞合关系大格局为背景的城市区域竞合 ,应该成为中国城市经营宏观布局的重要目标     

基于合作之竞争博弈的成渝双城经济圈良性关系重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可能消除地区之间的竞争,其建设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始终是成渝党政协调工作中的“纠结”和“困惑”所在。重构“经济圈”基于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顺利进行并实现“一极一源”统揽性目标和“两中心两地”支撑性定位的重要保障。重构“经济圈”基于良性竞合关系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解放思想,以观念创新和思维转变实现精细化设计,并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