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的角色考辨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为中国小说近代化历程做了三项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三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严复、夏曾佑的小说美学思想

严复、夏曾佑合著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 ,可称之第一篇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小说美学专论。夏曾佑独撰的《小说原理》 ,也是近代“小说界革命”重要的小说美学论著。严复和夏曾佑的小说美学思想涉及小说的本原、审美特性、审美功能等方面的内容 ,既借鉴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合理内核 ,同时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文艺“经世致用”精神 ,不仅对“小说界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 ,也对中国小说美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查禁《新小说》的原因与效果探析

1903-1905年间,清政府对《新小说》进行了多次查禁,其主要原因是害怕《新小说》传播新思想危及统治,另外也包含有戊戌政变后坚持打压“康党”的政治斗争因素。由于清政府不能控制《新小说》的流通渠道、禁令形同具文以及《新小说》适合时势的内容形式,清政府查禁《新小说》之效果如抱薪救火,反而扩大了《新小说》的传播和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新小说》的传播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加入了一把推力。清末查禁《新小说》的效果是近代书报检查史上一个欲抑反扬的显例。     

论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发展中的三个环扣——“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一

历史固然是由各种偶然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但都受其内部规律支配并具有螺旋形前进的发展趋势。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冲击着中国文艺思想时,“小说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小说观又一次进行了革命。如何说明这两次革命的内部规律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从“公性情”到“人的文学”——现代小说文学观念的形成晚清“小说界革命”究竟给中国现代小说贡献了什么,现今学术界的答案是:把小说列为文学正宗的地位和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确实,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的《论小说     

略论五四时期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

这里的五四时期泛指从文学革命发生到革命文学兴起这一段时间,即现代文学史家通常所说的“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观念从古典传统向现代意识过渡,然而小说界革命走到“现代”的门槛边就停止了脚步.因此,它所实行的“革命”仅限于小说观念和意识的近代化,而非现代化.促使小说观念、意识现代化的重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晚清报载小说广告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报载小说广告既是晚清新小说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主要媒介,也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兴起与发展的推动力量。报载新小说广告意图明确、简明扼要地鼓吹小说改良社会的主张,对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传播起着积极的宣传普及作用。报载新小说征文广告属于契约性的合同,规范和引导着新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报载小说广告的销售宣传,加剧了新小说撰译和出版中的跟风现象,对小说界革命的创作繁荣和形成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论先锋小说的"类后现代性"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主要艺术特征就是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了后现代的艺术手法。然而,这种后现代手法却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从这一前提出发,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要推导出后现代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阶段性以及阶段性特征。     

论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民俗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它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记录了大集体时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翔实描摹了里下河地区的风俗民情,自如地运用了兴化的方言土语。在城市化进程的大潮中,《香河》所展现的里下河地区乡村风情,因其原汁原味、真实细腻而显得弥足珍贵。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复活》的文艺生态价值解析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而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文化与自然关系为课题,把生态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自然之风。《复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它们对人物思想、性格和行动等的影响的描述,为我们勾画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二元矛盾的搏斗图,体现了较高的文艺生态价值。     

《家》的版本变迁——兼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从1933年5月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起,至1986年《巴金全集》第一卷出版,经历了繁复的修改,其版本的多次演变,影响着我们对其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判断,甚至是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中肯评价。当下一部部现代文学作品修订本的出版,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版本校勘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场域理论看民初通俗文学期刊——以《小说大观》为例

民国初年,中国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创刊.作为集结作家、编辑、出版者这些文学场中主要行动者的一个重要活动平台,<小说大观>和其它通俗文学刊物一起在民初通俗文学场域的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小说大观>在创办过程中同样交织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争斗,其结果进而影响着刊物底色的形成.     

“小说”的诞生——论晚清以来的小说知识话语

晚清和五四分别以趣味和人化建构了两种关于小说的知识话语。它们起源于关于中国的知识话语建构，以不同的实践策略，追求不同的最大化的利益。     

六朝小说概念的“Y”走势

文章认为,六朝之前,中国典籍中“小说”一词所指并非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而当时含有现代小说文体因素的作品并不具有小说的名称。直到唐代,这两条线才逐渐合拢,形成一个“Y”走势。而六朝正是这个“Y”字形的两条端线分别形成却还没有合拢的时期。鉴于此,对“六朝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就应两者兼顾,不能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