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探析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是反映李鸿章、曾国荃与“常胜军”关系的未刊资料。此函的写作时间是同治元年 (1 862年 )九月二十日。此函反映了曾国荃并不信任常胜军。湘、淮军作为中国新兴的军事力量 ,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透过此函 ,还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治元年初率淮军入上海 ,在军事指挥上“力求自强”的态度。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李鸿章那样长期办理外交、签订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因办外交而深受时论的攻击和后人的贬斥.梁启超说:“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谤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不但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本文拟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概略的分析,以求教于大家.     

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

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论及中日甲午战争时,无不指责李鸿章严令“避战保船”,致使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直至全军覆灭.近年来,笔者查考了有关档案史料,认为对李鸿章的上述指责是有待进一步商讨的.在此,本文专就李鸿章“避战保船”以及山东半岛战役威海卫之战的战役指挥等有关问题,略陈愚见,求教于专家. 战争与战局发展的简要评析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日军大本营总的作战方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翁同■与中日甲午战争

翁同穌与中日甲午战争沈缙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国之所以逼我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是因为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北之故。近百年来，甲午败北之责一...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明初遣日僧使考

朱元璋奄奠海宇、肇成帝业之后,效法元世祖忽必烈及元成宗铁穆耳选派高僧充任国使出使邻邦之先例,特遣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两位硕德率僧团出使日本,希望循唐宋故事,共修和好。建文、永乐两朝,惠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亦曾选派多位高僧使日。这些内德外应、津梁兼济的僧使,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厥功甚伟。     

艺术的生存策略与它的突围——艺术家和美学家的一次对话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做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

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黄尊严王涛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打着“日英同盟”的旗号，对德宣战，把欧洲的战火引燃到了远东。为实现攫取山东进而独霸中国的阴谋，日本不仅恃强破坏中国中立，由远离胶澳租借地的龙口强行登陆，迫使中国划...     

德性:群族禀赋的精神象征

根据原始史料,本文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上,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之“德”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德”具有“伦理”(ethic)和“道德”(moral)的双重含义。前者侧重于共同体的精神认同,是为“德性”;而后者则侧重于良好的行为规范,称为“德行”。正是这种“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     

略论李鸿章与清流派

所谓清流派,是指光绪初年一批标榜风节、纠弹时政的京官聚合成的一个政治集团,其在中法战争后期解体。李鸿章与清流派关系是反映李鸿章在晚清社会舆论中处境的一面镜子,实有进行探讨之必要。一清流派活跃时期,正处中外交涉事件迭起环生,无岁无之的岁月。因此,不论是李鸿章还是清流派,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     

“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李鸿章

在蒙昧初开的近代中国,启迪中国人心灵,使之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引路人,李鸿章自然位当其首.在中国晚清史上,李鸿章主政四十年,可谓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四十年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本文拟就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引路作用,略作赘述.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论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中,李鸿章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这是众所公认的。近年来,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文章发表,提出了许多创见,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李鸿章全盘否定的一边倒局面。但是,李鸿章在中国近代政坛上活跃的时间特别长,又是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历史人物,要想对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就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略述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