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赋之说不能成立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台湾省学者张正体《赋学》二书都认为,清代有八股文赋(或称股赋),是一种不同于骚赋、诗赋、散体赋、骈赋、律赋、文赋的新形式。铃木虎雄说:“就清代赋与前代赋之关系看,可由其句法、股法、押韵以及股法与押韵互相关系,作为区别赋的时期,余谓清赋可以为八股文赋时代。或有认为独立称为八股文赋时代为无必要。而余认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论宋赋诸体

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赋之为用，实超过前人。宋赋与宋诗、宋词、宋文一样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题材较前代更广泛，并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推动唐代律赋形成的两股内生力量:"诗化"与"文化"

作为一种兼具"诗"、"文"特征的特殊文体,辞赋在发展过程受到"诗化"和"文化"两股力量的支配。"诗化"的力量促使辞赋语言走向整齐化、骈偶化和格律化。"文化"力量则通过在赋中添加发语,插入异质句式,使用长骈句等方式使赋语走向散文化。被唐代科举定为应试赋体并加以规范的律赋,正是"诗化"和"文化"两股相反的力量均衡发展,互相妥协,达到暂时性平衡的表现形式。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文心雕龙》与《文选》所揭示的赋体骈化轨迹

刘勰《文心雕龙》为赋体所画出的骈化轨迹是:起点自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再由此到达东汉张衡、蔡邕;接下来发展到魏晋赋家。同时,又把骈赋起始阶段和真正形成阶段的不同特点分辨得非常清楚。但它描述的过程和范围还有局限:对赋体骈化的初始阶段和形成过程的阐述比较详尽,但是对骈赋的高潮期———南朝骈赋没有论列,所以不够完整。同时对骈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介绍也有片面性,主要也表现在对南朝的忽视。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萧统的《文选》做了很好的补充,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表里。《文选》最突出的特色是因“选”达“旨”,有关赋体的骈化轨迹,也是通过其选文体现出来的。应该说,通过考察《文选》所选之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赋体骈化从初始到高潮的完整过程。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古赋辨体》看祝尧的骈文观

祝尧在其《古赋辨体》一书中对赋体的骈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书中一方面表现出他反对文体骈化、单纯师古的保守和偏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赋体总体骈化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段骈文发展状况的介绍和概括还是比较客观的,对各个时期骈文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和分析也有可取之处。所以,他的骈文批评不容忽视。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论骈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在魏晋六朝呈现创作高潮的骈赋与骈文，有其光照文坛、不可磨灭的辉煌，可称为一代之文学。从两汉辞赋，而发展成为骈赋、骈文，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学形体的创造。骈赋始于陶渊明，之后，经鲍照、谢庄、江淹、孔稚、庾信等开拓发展，走向一个高峰。骈赋与骄文，同名为骈而又异名者，各有其特色。其特色之影响，几乎与中国古代散文相终始。骈赋、骈文的产生，有与辞赋自身演变的规律一脉相承的内在根据，也有时代的决定作用，同时代姐妹艺术的影响。还有一定时代审美意识的制约与规范等诸多因素。     

汉家气魄自我肯定的形式——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论纲

一定的文学形式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在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漫长历史行程中主客体统一的审美意味,因而它比个别的文学作品也就必然地含有更深厚、更久远的历史内蕴。纵观中国文学史,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赋与诗总是走着大体上同步对应的发展行程:汉赋与汉乐府、东汉小赋与文人五言诗、俳赋与讲求声律的六朝诗、律赋与律诗、文赋与词;另一现象自汉至清,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大都从少年开始进行读赋、写赋的艰苦练习,接受赋体文学是形式的陶冶,培养把握汉语的特殊表现功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的技巧。因此,探讨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其意义也就远非止于汉赋本身、远非止于汉朝一代的审美理想。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论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与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众多批评家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进入南朝,骈体文完全成熟,批评文体也普遍地骈化了。一是在文体中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二是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三是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华美的綦组:论辞赋的句式

辞赋是亦诗亦文之体.它的句式是在吸取先秦诗骚艺术经验基础上,由一批天才赋家渐次创造出来的.其字数以四言、六言、三言为基干,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摇曳多姿,美不胜收.这种优美的句式不仅是辞赋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后世诗文有不少体式从辞赋中受到启发.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