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六大热盼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中央为新农村描画的美好图景。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期盼什么,需要什么,他们最有发言权。前不久,记者走村串户,聆听到8亿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6大热盼。“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民的最盼。在新农村建设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对政府如何帮助农民增收,有着更加热切的期待。农民兄弟强烈呼吁,农村最缺的是发展项目,政府应该及时提供一些种植和销售的市场信息。农民还建议,现在农村缺的是有市场头脑、懂营销的经纪人,没有这方面人才,生产搞得再好,农产品也是“卖难”,盼望…     

民族地区农民教育观念的现状分析——以恩施市新塘乡为例

“三农”问题的落脚点在于农民,农民的教育观念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深受农村传统文化和小农意识影响的农民是“最实惠的”,教育观念上也凸显功利色彩,这是农民的教育观念的特点。民族地区教育相对比较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观念上的贫穷比经济上的贫穷更可怕。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和发展目标,必须以农民自身的价值观念为突破口。     

第三类人之路

在当下的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1亿多城镇职工；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对农民医保有了制度安排，已在全面铺开之中。唯有城市里职工群体之外的其它城镇居民——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未成年人等成了医保制度的“被遗忘的角落”，他们被称为城镇职工和农民之外的“第三类人”——而恰恰这个群体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甚至比农民还要贫弱。     

文艺下乡问题初探——奉贤地区文艺面向农村问题调查札记

一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农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最大多数的服务对象,离开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就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巨大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以后,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广大贫农下中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同时,又要求实现文化上的翻身,做文化的主人。随着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对文学艺术阅读与欣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他们不仅要求文艺的大普及,而且不断有提高的要求,迫切期望让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容易接受的、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不仅要求作家     

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读后

描写农村,描写农民,关注着千百万农民的命运、发掘和认识农民中伟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深厚蕴藉,探索他们精神世界中的光华和阴影,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宝贵的传统之一。远的且不说,即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眼帘里,始终映照着旧中国农民的贫困和悲苦,他们的胸怀,始终激荡着对旧中国农民不幸遭际的悲悯、同情和愤懑的感情,在他们现实主义的艺术画幅中,描绘了各式各样的栩栩如生的旧中国农民的形象。而当我们革命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我们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我们文学就更加高度自觉地去探索和认识农民是革命的最深厚力量的源泉,去描绘他们“对于压迫他们     

我的爹娘

有一种农民,是土生土长土葬的农民,像我爷爷他们;有一种农民,像我父亲他们,背井离乡,抛老弃子,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从事最卑微的体力劳动,领受最低廉的工资,无论风雨,无论烈日,在那繁华的地方,他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是喧嚣的人群中的一道永远沉默的风景。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创新现代农民教育——徐州市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调研报告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农民是最先的受益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他们的不适应性也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新时期诸多矛盾的复杂性使他们难以应对。特别是在历史包袱较重的徐州,有些问题显得格外突出。比如很多农民承袭了“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情,但也存在“天不怕地不怕”、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一些农民重情重义,但也存在拉帮结派、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陋习;一些农民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伸直了腰,勇于闯市场,但也有不少农民被挤到了市场经济的边缘,无所适从……这一切严重制约着在农村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进…     

廉政漫画催红小县城里的“农民漫画家”

廉政漫画的热潮把河北邱县的一批“农民漫画家”从幕后推上了前台。当地县纪委也开始向这些“农民漫画家”频频约稿。面对县纪委的“订单”,“农民漫画家”们却并未感到创作受到局限。只是在进行“订单式创作”时,他们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托马斯·杰斐逊思想主张的变化

一早年的杰斐逊主张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在1782年出版的《弗吉尼亚纪事》一书中,他提出,“假使上帝有一群经过选择,并把真正的和重要的道德灌注于他们心胸的子民的话,则是那些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们”①。他赞美农民“是最可贵的,最有生气的,最独立的,最有道德的人。”②在他看来,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农民是巩固民主政治的最好基础。他甚至提出,在一个社会中,农民所占的比例小于其他阶级所占比例的总和,这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先锋与主体：毛泽东视野中的贫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认定并坚持相信和依靠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体。然而,他的兴奋点和聚焦点更多是农民中的贫苦阶层。在革命战争时期,他们是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建国后他们依然是政治舞台上的主唱。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既使他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对其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历史昭示我们,只有认清谁是农民的主体,才是真正认识农民的关键。     

转型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安徽两村“环境维权事件”为例

［摘要］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转型期安徽两村的“环境维权事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主要表征为地方政府、村级政权同污染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常常以“污染合理”与“不出事”两种逻辑在场,两村农民在“生存主义”与“风险最小”两种逻辑的支配下似乎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     

农民希望的是什么?——“农民意愿调查”报告之一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群体 ,也是农业生产、农村消费的主体。为了全面了解农民意愿 ,为各级政府了解民情民意 ,制定农村政策 ,解决农村问题 ,提供决策依据 ,1999年 6月 ,国家统计局海南省城乡社会经济调查队与海南城乡市场调查咨询公司就当前农民最希望的、农民最担心的、农民最想学习的、农民最主要的收入、农民储蓄用途、农民安装电话、购建住房意向等进行了一次农民意愿调查。这次调查 ,是在全省 19个市县193 0户农村住户网络中采取入户访问的形式进行的。农民最希望的是什么 ?在农民意愿调查中 ,我们就生产、生活、教育、科技等设定了“掌握…     

宋诗不用形象思维的原因之一

宋诗不用形象思维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宋代政治情况、阶级斗争情况的产物。 宋代不唯兼并之势甚炽,而且对农民的压榨也大大超过唐朝。这势必激起农民强烈的反抗斗争。宋朝统治阶级在加紧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加强了统治。他们把儒家的传统学说略加改造,给予新的解释,建立了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他们这一套思想体系把封建秩序说成是永恒的“理”,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把农民的挨冻受饿都说成是合于“理”的、天经地义的;把人们生活上的一切要求都看作邪恶的东西——“欲”。他们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文艺、诗歌当然更是首当其冲。统治者甚至明确下令作家在诗文里直接去宣扬这个封建教条。这便造成了宋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如何看待大学生“蚁族”？

80后、大中专以上学历、低收入、无背景、集居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家在外地中小城市、生存条件差……＂蚁族＂这一庞大群落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人把＂蚁族＂归入了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表面最大的特点就是蜗居和穷。然而，穷不是他们最怕的，钱不是他们最缺乏的，他们最缺乏的是一个发展机会。     

陈独秀关于农民问题的早期主张——《中国农民问题》述评

中国革命实践早已判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不久又着手组织、发动、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初,广东、浙江、江西、湖南等省都发生了的抗税罢租的农民运动。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尤为突出,不仅成立了乡、区农民协会,海丰县还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其它一些地区的农民也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这些农民“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地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文人绝交“七宗最”

文人自古多性情。他们激情、执著、随性、善感。而最体现文人性情的，莫过于绝交的行为，在其中他们也创造了不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