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审美世界的理性阐释和评价——评《20世纪西方小说美学》

一在我们看来,决定和支配20世纪人类精神文化主导流向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尤其是东方不少国家历史的进程,而且还在于它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延续和扩展了风行欧洲几个世纪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东方各趋向共产主义的国家相继在自己的精神文化母体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光大了在西欧日渐“式微”的理性传统。在近代文明摇篮中诞生,以实证科学为背景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理性传统,在其精神故里的逐步失落,有着诸种内外原因。中外许多治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把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     

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总的根源在于“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关于国家的理念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野家启一和大阪大学教授鹫田清一在日本《情报知识的含义》(1999年版)上撰文指出,20世纪是国家的世纪。近代成立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选举的实施和产业革命等,使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确实的轮廓。加之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新的国家不断地诞生。这样,国家在文化共同体——即在特定的地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体验的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以及     

冲突与消融: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日本从古代文化到近代文化的演变是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正好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日本冲突与消融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在古代,中日两国作为东方形态的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交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但是,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冲击,日本文化逐渐同传统文化诀别,中国文化从整体上让位于近代西方文化了。这是历史使然?然而,在日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却变异得如此显著,     

巴黎公社起义与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巴黎公社起义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深刻影响了俄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论述中受到深刻启发,提出巴黎公社起义是19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运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巴黎公社起义指引列宁确立俄国革命和建设任务,并为十月革命提供重要方法论。十月革命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俄国问题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刍议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化”视阈下的东方文化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化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它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俄国的文化发展问题时,是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化"视阈下考察的,他们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与文化的促进,而东方国家的革命是推动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条件。     

选择与理解:20世纪初的俄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的关系,从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理论的渴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俄罗斯社会的适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证明,俄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沙皇专制难逃历史劫难、各种改革难挽衰败颓势、西欧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俄国难以奏效、平民知识分子对革命必然性的认知等社会现实“刺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俄国落地生根,与它富于革命的理论适应俄罗斯社会“水土”、它的唯物论与俄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相契、它的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与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改变现实之望的相合、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部分抱有俄国“特殊论”的知识分子心理的相符、它的世界历史视野与急于追赶现代化步伐的俄国知识分子理想的相适等等因素息息相关;两者间的“契合”,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主题,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复兴与现代重构是完成这一历史主题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重构是在鸦片战争后历次反抗强敌入侵的过程中逐步累积,并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型构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使中华民族在自身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文明基础上型构了现代民族精神。中华现代民族精神具有理性的民族形式,蕴涵民主、科学的时代内容,彰显着“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东方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新的探索。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依据;回答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解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途径问题;找到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运行机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文化走向

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交界，在历史上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这使俄国始终面临着廓清它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本文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冲撞、交融的历史，分析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论战及文化走向，对俄国的未来文化走向做出有益的选择：在现代化过程中把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国传统文化整合成新型的文化型态。     

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旅程：从传统的革命到现代化的改革

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近百年历程,其逻辑起点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首次东方化、实践化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但其核心逻辑的形成则经历了知识分子化、工人阶级化与大众化三步曲。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毛泽东思想既有横向的国际性的思想来源,更有纵向的历史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而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篇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则历经了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末近一个世纪的十一次争论才最终形成。     

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的理论回应与实践型构

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20世纪特殊条件下自觉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开创了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但在十月革命前,围绕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文化阙如问题产生了分歧和论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从一定阶级文化要素积累能够为一定阶级革命准备条件的教条出发,固守俄国十月革命缺乏必要文化前提和暴力革命必然造成技术及文化破坏的逻辑,进而否定其他条件或因素对十月革命爆发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背弃。然而,列宁从分析十月革命与战争相连的特殊性、十月革命迫切任务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工农联合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政治革命是文化革命先导”的重要理论,并以此为逻辑,型构了文化革命复兴俄国的实践框架。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梁启超人学思想探析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任务和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人的发展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借鉴吸收传统人论思想资源及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即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人学思想史的真正开端,为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思考和价值借鉴.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现代西方一种哲学思潮的剖析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地复天翻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尤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以及众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迫使国际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一些策略:由咬牙切齿的咒骂,变成无可奈何的承认;由闭目拒视变为斜目窥视。其中,有的居然对马克思也来了兴趣,“研究”起马克思主义来了。但他们的用意多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学”,不是本文     

社会主义从现实到理想的飞跃

翻开历史的画卷,在纷繁复杂、曲折变幻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它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成为各国无产阶级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第二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第一次由理想变为现实,“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经过7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再一次面临着更为复杂艰难的新的飞跃,即社会主义由现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深化的特定阶段--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分期标准的研究

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区分标准 ,理论界大多默认理性 ,而当代理论界又把理性和反理性作为后现代文化分期的标准。同一理性两次充当分期标准是不合适的。通过考察 ,我们发现 ,理性标准有其历史根源 ,但理性标准的缺陷也在历史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在此 ,我们提出用世界观转向标准替代理性标准。两种标准总体是一致的 ,但随着社会发展 ,世界观转向标准变得更为清晰 ,而理性标准却越来越模糊。如果采用世界观转向作为现代和传统文化的分期标准 ,可以发现后现代文化其实只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 ,这也就能解决后现代文化的归属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条件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历史原因,是期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华传统文化,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二是文化心理原因,中华传统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她的故乡生根发芽,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契合的明证。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一个悖论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者秉承时代意志,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感召下,崇尚理性,贬低信仰。然而,作为刚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来深受基督文化影响的哲学家,又试图用理性去阐释、补救信仰,从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理性的冒险”景观。实质上,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不存在调和的余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应该是我们的唯一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