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满族家祭与萨满教的关系

满族家祭与萨满教的关系是萨满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历史源流的分析,确定家祭来源于萨满教,同时又分析了家祭与萨满教的区别,最后认为满族家祭是萨满教的末期形态。     

萨满巫术与北方少数民族军事谋略

萨满教在中国少数民族战争史尤其在北方少数民族战争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北方民族历代统治者在战争中巧妙地利用了萨满的智慧和巫术 ,让萨满巫师们预言战争得失或借助萨满巫师的力量来控制和影响战争局势。萨满在北方民族军事发展史上既扮演宗教巫师的角色 ,同时又扮演了战场的分析预测家的角色。在北方民族中 ,萨满教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宗教基础。帝王们巧妙利用这一意识形态来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 ,企图以此来达到国民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绝对命令的目的。萨满教在北方民族军事史 ,乃至整个北方民族政治史上起到了综合精神凝聚体的作用     

满族《尼山萨满》传说与朝鲜族《钵里公主》神话之比较

满族和朝鲜族都曾笃信萨满教,《尼山萨满》传说和《钵里公主》神话分别是满族和朝鲜族萨满教文化的代表,它们都以萨满"治病救人"的故事,展现了丰富的萨满世界。两部作品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民族特性、政治环境等诸因素的影响,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差异。     

试论萨满文化与鄂伦春族文化艺术的融合

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万物有灵”是萨满教崇信观念的基础。萨满祭祀仪式中的法器、服饰、歌、舞等 ,构成萨满文化的一体。受这一原始宗教的影响 ,鄂伦春族游猎文化艺术中 ,包含了部分萨满教意识的内容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鄂伦春族远古文化艺术的传承、演变发挥重要作用     

布里亚特人的萨满信仰及其变迁

南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上传承着古老的萨满教传统,和其他西伯利亚部落相比,布里亚特的萨满教形态要更为丰富和复杂。布里亚特人的神灵观和灵魂观、萨满的入门仪式、萨满服和萨满器具,以及萨满医疗的表现都很有特色。18世纪和19世纪,佛教和基督教开始在布里亚特地区传播,使得布里亚特萨满教中混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的要素,进而影响了该地萨满教的变化与发展。在苏联时期,无神论和反萨满教运动的冲击,使布里亚特萨满教实践和传承逐渐衰落。苏联解体后,布里亚特人的萨满信仰开始复兴,萨满教复兴嵌合在布里亚特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当中,一方面表现为萨满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体现为新创造的萨满教形式。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氏族生活

中国少数民族萨满教具有明显的氏族宗教的特点。从其起源而论,它是氏族部落时代的产物。萨满教作为一种氏族宗教,它和氏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的认同关系。氏族成员们通过参加一些宗教仪式活动来与萨满教认同,并将萨满视作他们氏族利益的代表。萨满也要通过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民俗仪式活动方式来与氏族成员认同。通过这种双向的认同过程,萨满教和氏族共同体之间结成牢固的联盟关系     

马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家马原的“叙事圈套”在突出叙述主体、实验西方小说叙述技术的同时．淡化了文学的审美主体和生命意识．忽略了民族生活经验和叙事文学传统。所以说,马原在文学主体与个性解放方面有所贡献的同时。却只注重西方现代“超验”,忽略了民族审美体验;只注重小说技术美学,而忽略了小说的生命价值。     

灵魂附体型萨满教的危机——关于萨满教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之探讨

前　　言自从 1 996年得到科研经费后 ,笔者就开始了对东亚地区萨满教的实地调查研究 ,现已过了三年。预计从 1 999年起会用 2年的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这篇论文就是对本次调查的理论前提—萨满教的概念所做的论证。在这次实地调查中所写的对东亚萨满教的研究成果 ,我打算以最终调查报告书的形式通过商业出版社出版。在此我仅对萨满、萨满教这两个概念是否适合于这一地区的一些特定的神职人员及世界观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做一粗浅的论述。一、民间俗称的“萨满”和学术用语的“萨满”“萨满教”这一词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字眼。人类学家特别是美…     

达斡尔族萨满教术语探源

达斡尔语言中的一些词汇与萨满信仰相关联,对之进行词源学探究,有助于了解萨满教的早期形态和信仰方式,也可以窥知达斡尔族萨满教术语从具体实物逐渐被抽象化、神圣化的历史过程。     

满族萨满舞蹈的程式化与随意性探析

萨满舞蹈是满族萨满教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萨满祭祀仪式过程的程式化决定了萨满舞蹈的程式化。同时,在现场的即时表演中又会有即兴的“随意性”的舞蹈成分加入到原有的程式中。     

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

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因素。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在作品中的不同表现,论述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主要有五种关系,即单纯叙述关系、虚构关系、代述关系、知情关系和同一关系。由小说的叙述层次考察上述五种关系,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关系的亲疏,对作品的艺术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试论《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

作为历史叙述文本,《史记》主要由两个叙述层次构成.由于主叙述者司马迁在叙述时采用了两种"跨层"叙述的方法,因此《史记》的叙述形式不但提高了这一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价值,而且对后代的小说叙述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论《远山淡影》的契约型和疏远型不可靠叙事

《远山淡影》是英国当代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的成名作,小说的叙事呈现不可靠的特质。之前对小说不可靠叙事的研究主要以布斯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依据,阐释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阐释略显片面。费伦的理论在不可靠叙事中增加了读者的维度,将不可靠叙事分为“契约型不可靠叙事”和“疏远型不可靠叙事”两种类型。论文将以此为依据,分析这两种不可靠叙事类型中叙述者、作者和读者三者互动的动态过程,以阐释不可靠叙事对小说主题表达的重要意义。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论苏曼殊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

在中国近代社会东西方文化冲突、新旧时代递嬗的大背景下，苏曼殊的小说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极具典型意义，通过分析可以揭示苏曼殊小说特定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小说中的介入意义

小说的多层语境使其所含的介入意义有四对说话者-听话者:叙述者-读者,人物言语-读者,人物言语-人物和人物思想-读者,这是导致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不宜直接用于小说文本分析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林家铺子》叙述者、人物言语和人物思想介入意义的分析,论证了只有把介入意义与其调节各类对话方结盟关系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揭示介入系统在小说评价意义表达中的功能。      

论“人”的含义与价值——《马桥词典》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比较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体的文本形式出现,背后隐藏着他对人性、人格的高度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则从叙事者的角度出发,表达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两部小说有着相同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描写丧失话语权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悲苦命运;探索“人”的价值,表现他们在生存重压下人格的裂变;描写女性命运,揭示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在小说创作上,二者也有着相同的表现手法,都运用了复调的结构,通过“我”和他人的叙述交叉推动情节的发展。     

艰难的历程——对《简·爱》“叙述声音”的读解

很久以来人们把《简·爱》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视点,发现了在《简·爱》这部女性叙事文本中,传统叙事无以到达的彼岸叙述声音与女性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从叙述声音的视角,借鉴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在19世纪男性权利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作家争取女性话语权,建构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艰难和她们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她们在写作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受叙述者的声音限制,但是女性作家们所做的努力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