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以苏州地区为例

进城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与城市的相融与发展是城市和谐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本研究以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视角,自编<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问卷>,对苏州市261名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农民工低层次的安全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萌生了更高层次需要,即普遍具有中等程度以上"融入效能感"和"发展意愿".各类进城农民工(如不同年龄、进城时间、文化程度等)群体间差异小,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共性特征.不同性别、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显著,在"后顾之忧"和"融入效能感"两个维度上,男性农民工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而工业领域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心理显著低于商业服务行业农民工.在以上调查及分析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公平感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则.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当做自变量,根据相关问卷调查的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中仅性别对公平感有着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重要指标收入情况对公平感几乎没有影响.研究发现,对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即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四个方面,差异趋同、心理认同、交往融入和受歧视感受均对公平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民工的公平感与这一群体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中国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自我认同研究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自我认同的状况以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虽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认知杂糅,但其向上社会流动的意愿很强,自我认同正积极向城市融入转型。就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认知与城市人身份认知二者成线性关系,他们的人口学变量与工作情况对其自我认同的影响趋同,而打工情况对社会地位认知的影响更广泛。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探微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一些问题。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中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在其前进中却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有来自自身的,也有来自其它人为的、制度上的制约。在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本身从农村社会化向城市社会化的转移中社会化缺失、城市人和政府的有限的理性行为等都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化努力,改变城市人与政府看法、行为等将是解决这个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问题的关键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及城镇适应性

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城镇生活适应性都是影响新疆维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研究通过对城镇维族务工人员的调查,获得了605份有效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发现：维族青壮年劳动力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外出务工,对外出务工职业认同感比较强。但饮食习惯、汉语交流的困难严重阻碍他们长期务工。清真生活困难,降低了城镇适应性;汉语交流困难,导致务工技能提升困难。因而拓宽亲情网络渠道,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汉语交流水平,主动融入城镇生活,是稳步推进维族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

转型期中国农民变化最大、最深刻、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应该归属于农民观念的变化,即农民式生存观念向市民式生存观念位移,半自然式经济观念向市场式经济观念转变,强信任观念向弱信任观念渐让.农民观念的变化不仅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支持着农民工流动,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回流观念.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农民工的暂时观念,转化树立农民工的长期观念,增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观念,克服农民工的自卑观念,遏制农民工的返乡观念.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进城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以非工具性为主,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则以工具性为主,对于农民工在发展阶段高层次适应城市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的断裂,标志着进城农民工人际传播处于真空状态,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巨大威胁。     

行走在城市边缘——对长沙市农民工闲暇生活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工闲暇生活是涉及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而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匮乏或畸形已成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以湖南省长沙市农民工闲暇生活的调查为切入点,可分析得出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的成因,而城市社区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路径。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分析

从查找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的原因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制定、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明确界定政府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职责;建立适合农民工需要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其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试析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期待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而了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期待正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根据。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期待主要有制度期待、管理期待和社会期待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互相作用,缺一不可。其中,制度期待是主要内容。目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拿出一整套可以有效实施的社会保障方案,并逐步在全国推行。     

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及文化适应研究——以南宁市万秀村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城市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精神文化生活严重滞后。本文以南宁市西乡塘区万秀村为例,深入分析居住该村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主要困境以及造成困境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民工文化适应的若干策略。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工资清偿等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同时,农民工进城将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的主流,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障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着力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状、意义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等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