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的变迁与城市日常生活——以近代南京茶馆为例

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城市的研究目标,并非是研究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是选择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为重要的空间。本文以传统城市文化最有力表现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微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历史考察,以进一步探究社会转型期间南京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变迁。      

健康城市视域下公共空间的优化拓展

在我国的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由于经济性干扰使公共空间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诸如被资本挤压、规划失衡、华而不实等现象,带来了公共空间与人际交往的割裂。健康城市理论主张人与城市要素之间互相支持,建立可持续关系以构建优良的人居环境,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优化拓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把握健康城市建设的三个维度,贯彻需求为先、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规划前提,树立适应社会发展的互联网思维,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并健全公众决策机制,使公共空间真正“源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国城市化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市公共空间宣传语言景观调查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脸面”和“喉舌”,政府相关部门都十分重视并充分利用这些公共空间设置宣传语言景观。调查发现,沈阳城市公共空间宣传语言景观的空间覆盖率比较高,语符使用上中文有绝对优势,景观主题内容丰富,载体或材料多样,语言文字使用总体规范。但也存在公共空间的宣传利用上有“死角”,语言景观选用语符种类单一,不同主题在各行政区宣传力度差异较大,景观选材缺乏审美考量,设置部门众多、形式杂乱,语言景观中文字使用出现些许错误等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语言景观提质增效的相应策略。     

浅论城市公共空间

现代城市空间是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设计的,这些人是具体、富有人性的个体。环境以人为本是当代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强调研究城市空间中的人性化场所,以及如何创造符合人性化、美观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场所或景观不仅是让人参观的,而更重要的是供人使用,让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公共”这一概念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题思想依据。     

从场所走向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实体书店发展建构——以合肥市实体书店为例

在万物皆媒的智能化传播时代,通过对书籍的文化特征和书店空间生产进行再编码,实体书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被赋予了新的价值.通过构建链接空间、交往空间、美学空间和想象空间,实体书店呈现出从场所向空间的过渡与转变.文章以合肥市实体书店为例,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性,探究实体书店如何延伸与拓展原有的物理空间,成为生产城市文化、情感、美学和社会关系的来源.旨在实现文化休闲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勾连,并以此作为合肥市大湖名城城市空间创新下城市意象的独特展现和发展方向.     

重庆开埠与城市近代化

开埠是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加给重庆的病态的开放,是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化城市的开始,却在客观上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契机。开埠促进了重庆城市功能的转变、城市地域的拓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环境和城市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变化。     

试论城市公共空间民族特色的建构——以银川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为例

公共空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门户区域,本文以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特色的银川市为研究对象,探讨民族特色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体现。选取银川新火车站东广场片区和新月广场两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广场为例分析民族特色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具体体现。     

空间视角下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改革:测度、评价与建议——以北京为例

在回顾现有公共产品供需均衡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北京城市公共品供需适配程度,从而能够界定各区域公共品供给、需求的发展阶段.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北京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耦合度和相对适中的协调度,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加大公共品增量供给、逐步调节存量结构.     

内地城市近代报刊兴起与大众传媒发展特征--以皖江城市为例

本文明确提出,中国内地城市近代报刊真正的产生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是在清末新政变革时期,而不是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报刊的兴起,大大地促进了内地城市的政治近代化.民国时期内地城市大众传媒在发展过程中,先是深受时局影响,屡遭政府干涉;以后随着国民党建立新的专制统治模式,大众传媒通过自主交流消息从而发挥政治输入和政治决策的功能基本丧失,它被确定并发挥着自上而下单向传递消息的作用.     

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上海与曼彻斯特为例

近代上海和曼彻斯特在海洋时代迅速从蕞尔小镇发展为大城市,上海是外部“人为地”强力推动的结果,曼彻斯特则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上海城区依黄浦江边的外滩为基地呈“摊饼式”向陆地推进,而曼彻斯特以放射状联结多中心的方式扩展;在经济功能上,它们分别以“多功能”与“单打一、专业化”出名。比较这两个城市的空间扩展和经济功能的变迁,探讨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社会政策的空间之维——以城市贫困的空间剥夺为例

对于社会政策研究来说,社会空间是一种全新的视角.社会政策自身具有空间性,而社会空间既是社会政策的对象也是社会政策的产品.以城市贫困的空间剥夺作为案例,充分展示了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政策是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变量和重要干预途径的政策内涵.借鉴大卫·哈维的主张,本土国情下社会政策的"空间正义"取向应包括资源分配正义、社会治理正义、社会福利、积极的空间介入和公共参与五个基本内涵.社会政策空间之维的揭示,为反思和监控政府与市场的空间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城市公共空间的地域特色与可识别性

我国的城市特色在当今的持续发展中已日渐单一,城市公共空间也趋于雷同,导致人的定向感和归属感减弱以至于消失。在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公众既无法识别物理空间环境,也难以感知自我存在的文化特征,以至最终感到失落与茫然。因此,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改造中应尊重和发掘地域信息,创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场所,使公众通过这些空间场所去判别物理方位、识别城市的文化特征与地域属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使公众对所在的城市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     

城市公共空间的分层规划控制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规划控制。本文试图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的界定切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理解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控制问题。     

论现代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艺术

步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生产工业化所带来的人文建设和环境景观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都市风貌的急剧变化,已造成了现代人新的环境价值观。同时人文景观的建设和城市环境空间的改观已成为新世纪重要的设计课题。     

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

农村社区中存在多种公共空间类型,公共空间为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公共空间促使了“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农村社区内“先赋”关系的功能。同时,作者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同,其中组织型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与农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方式、互动对象、互动时间及频率有关。     

论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再造

作为城市和城市特定区域内标志性符号的城市公共空间,历来扮演着政治宣传和教化使者及人文景观的双重角色。经济发展的需求、土地资源匮乏的日益凸显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公共空间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先例,迫使我们对本国城市公共空间功能进行重新发掘和定位。不难发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兼具现代化主题的城市公共空间,应是当代城市公共空间再造的方向和目标。     

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与拓展——以学会、报刊、杂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留学生群体发展的过程,亦是公共文化空间构建的过程,具有双重文化性.近代留学生群体在国内外创建学会(社)、创办报刊杂志,并通过这些传播文化、争论问题、互动交流、展示自我,于是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形成.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与西方社会所谓的“公共领域”不同,前者是产生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土壤,其功能的具体表现既有文学式的优雅,亦有政论式的急峻.     

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发展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业已进入建设、运营与深化管理并重的新阶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市场利益群体和居民之间冲突与合作并存,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价值的实现遭遇困境,影响城市整体优化发展,公共空间治理成为城市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创新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与论证,旨在基于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认识所在,强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治理模式,积极应对和解决城市公共空间治理问题。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