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对抗战的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不抵抗、不交涉” ;“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 ;“媚日外交”到态度比较强硬、被迫抵抗的曲折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具有进步性。它不仅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有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局面的早日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 ,也使南京国民政府停留在口头上、计划上的抗战准备得以逐步实施。但是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是不彻底的 ,仍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个人均无关。清理绥远抗战的真相,可以明确3点:第一,绥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云"力谋妥协",而是空前强硬;第二,傅作义、陈诚、阎锡山等人对绥远抗战有贡献,但决策和总体指挥者确为蒋介石;第三,绥远抗战期间,中国对日全面战争还远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谨慎从事,适可而止。但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已经充分表露,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已经充分表露。     

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转变的主观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不满的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进行多番劝说无效以后,被迫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蒋介石,为什么会答应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在短时期内其对内对外政策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此问题,过去史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原因这一方面,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体现为一个“逼”字。似乎是由于人民的逼,中国共产党的逼,手下将领的逼,日本帝国主义的逼,再加上西安事变张杨这一致命的逼,蒋介石也就终于被逼着改变政策了。由于他的这种转变又恰好是在西安事变,这就使之显得更为被动,使研究的结果也显得较为合理。不可否认蒋介石的转变是被迫的,上述的外部原因也确实是促使其转化的重要因素,但试想,在西安事变的短短十多天里,蒋介石能够如此快地改变一个如此重大的国策,却又没有原有的思想基础,那是可能的吗?如果说     

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探析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的一小时,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他说: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配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策与“统一的中国”关系探析

1 92 8年 ,中国大陆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这就使南京国民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政治、军事等领域 ,采取对内镇压革命运动 ,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主导政策。然面 ,迫于社会各种压力及出于自身利益等考虑 ,他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及维护国家形象的外交行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一的中国”的局面 ,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转变对蒙政策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将其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和西部内蒙古。先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笼络当时提倡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终将其拉入自己怀抱。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治这一新占领区,由煽动“蒙古独立”开始转向提倡“民族协和”。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次是防止已实行“自治”的伪满洲国“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第三是优先考虑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福利政策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劳工福利政策,是当时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劳工福利政策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本文简要分析了国民政府推行劳工福利政策的原因,劳工福利各项政策及其实施概况,并对劳工福利政策作了简单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计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为澄清吏治,铲除贪污,根据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建立起超然独立的主计制度.主计制度的创设原因、设计原理与制度特质及其实际运行中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当前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从制度上防范腐败,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国民党与教会医疗事业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是对国民党1927年前态度、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抗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政策。它将教会医疗事业纳入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在一些方面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将其加以限制。同时,为了本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国民政府还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支持和利用。国民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不足之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路卫生保健事业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铁路卫生保健事业已有所发展,一是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二是铁路系统已能开展部分专业性的卫生保健服务,三是铁路公共卫生得到重视和宣传。这一时期铁路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在加快近代我国铁路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铁路员工身心健康及树立正确的卫生意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成效方面并不理想,只能算是我国铁路卫生保健事业的起步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探析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因应省制改革之需要,实行省政府合署办公的行政制度改革,先是在五省试行,然后逐渐推广到多数省份,达到了经费节省、人员减少、责任明确、政令统一和行政效率提高的效果。但是省政府合署办公问题不可能扭转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局限。     

制约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主观因素探讨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新加坡的教师教育政策集中体现了"以师为本""平等性""可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等价值基础,而制约其教师教育政策价值基础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特定的政策理论、意识形态以及实践主体的需要和态度等。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清康雍时期对日政策考析

清代康熙雍正时期,中日两国虽无正式邦交,然而却毗邻相安、交流不断。其间,虽也曾一度出现关系紧张,但由于清廷处理得当而化险为夷。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是与清统治者采取了缓和双方矛盾的政策有关。那么,此时的清王朝为何采取这样的政策？他们的日本观又如何？此类问题文献记载不多．尤其后者记载更少。笔者仅就散见的零星资料加以归纳,略陈己见。一中国的历史进人清代以后,当政者在对外关系上依然遵循了传统的睦邻政策。清统治者早在人关之前,就表现出了与日本联系的愿望。崇德二年（163年）,皇太极（玄烨之祖父）曾向朝鲜表…     

美国对台政策的五次转变

美国自40年代末以来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期间,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认为中共将乘胜大举攻台,故一度作出了放弃台湾的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其远东战略及台湾地位作了重新估量,决定暂使台湾"中立",并将台湾海峡付诸冻结.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为促成朝鲜战争停战的早日实现,一时采取了"放蒋出笼"的权宜之策.其后,台湾海峡曾出现了三次危机,在此期间,美国分离台湾的政策逐渐定型,即一方面要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又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为避免与中共发生直接冲突,并为一劳永逸地分离大陆和台湾,先是不愿协防外岛,继则逼蒋弃守外岛,美台分歧终以妥协告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对华实行"双重军事战略".其继位者则沿着"双轨制"的轨道完成了从"介入"到有条件的"不介入"政策的转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应负历史责任。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诉讼法制变革原因之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全国统治权,政治的统一为民事诉讼法制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政治统一又推动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现实基础。而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推动或是抑制了民事诉讼法制变革与发展的进程。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