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异位·异质·异形——晚清教会报刊传播西学的四大特点

晚清时期教会报刊曾积极传播西方文化,但教会报刊登载科技知识主要是为他们传播基督教义扫除障碍,宗教使命经常会让传教士情不自禁地渲染上帝的神力;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殖民利益,教会报刊还对列强侵华战争进行过一些不实的报道;西方文化的征服精神使传教士以救世主自居,在传播西方文化时经常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西方人的行为举止被中国人视为禽兽之行,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存在着天然的语言文字障碍,即使聘用华人润色,文字表述也很难完全符合规范;这些都会从不同侧面影响教会报刊的传播效果。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晚清西方传教士继承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学者的传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面临的社会问题，更新了西方自马可波罗、利玛窦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正负两个方面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为中国人认识自身社会提供了某种参照。一批对中国文化有较多了解的传教士，有些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的开创者，有些成为在华传教运动的头面人物，更多的成为教会教育事业的创始人。     

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期,外国传教士刊发诗词意在将诗词与西方文化、宗教相攀附,以达成其传教目的。但这一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透过传教士报刊诗词,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时,传教士报刊诗词与传教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说明诗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传播效果的报刊刊载形式。     

传教士与台湾形象在美国之早期传播与建构

美国人最初获知有关台湾的信息，多来自欧洲之出版物，随之则为大量来华美国侨民之著述。西方来华传教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颇为特殊的群体，在华居住时间相对稳定，文化素养整体较高，谙熟中国语言文化。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著作、举办演讲、邮寄书信等方式，大量向美国传递有关台湾的信息，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与建构，厥功甚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人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目的则是希冀美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重视台湾。     

近代报刊与洋务运动

:19世纪初 ,伴随着西方教会和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 ,在东南亚、随即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外国人办的中文近代报刊。这些外国人办的报刊 ,成为先进中国人了解西方、学习西学的一个渠道。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家 ,也从参与近代外报的编撰工作而开始了他们的新闻实践活动 ,进而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近代报刊。他们利用报纸这一先进工具来宣传主张 ,表达思想 ,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们的报刊言论和活动 ,对当时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后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 ,这种作用并不太大     

早期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文明的构建

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发展史上甚至是新闻传播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传教士报刊是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深入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这些报刊,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它们有的是纯粹出于传教的目的,有的是为殖民势力侵略我国作思想、舆论上的宣传鼓动,还有一些是两者兼有.它们虽然有文化侵略或是为经济、政治侵略服务的作用,但客观上却在政治、外交、科学、教育、宗教等方面积极地影响着落后的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文明的构建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传播西教到传播西学——传教士中文报刊办刊宗旨的演变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最初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代表,以宣传宗教,传播教义为目的。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办刊宗旨中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传播科学知识成了主要内容。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办刊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调整办刊宗旨与方针,不再以宣传宗教,而完全以传播西学为宗旨。而西学也有了扩大,除了科学技术知识,又介绍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传教士们的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原因:其一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协调与中国人的关系;其二仍然是为了迂回地宣传宗教。     

文化侵略的工具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

十九世纪 ,活跃于中国报坛的基督教传教士所办报刊 ① ,无疑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工具 ,但它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近代报业文化的引入　　十九世纪初期 ,当表露了西方近代报业文明的传教士报刊最早出现于东方之际 ,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报业 ,仍然是封建官报的天下。自封建官报之后 ,又产生了民办的小报和《京报》。小报的出现 ,虽然突破了官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 ,揭开了中国民间办报历史的第一页 ,但是作为非法报纸 ,面对无休止的封建限禁 ,终难实现自身的完善。而对社会公开发行…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传教士东来与西学传播

从唐朝初年到清朝灭亡千余年间,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外来传教士执行不同的政策,决定了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逆顺难易有所不同,在中国所处地位和作为也不尽相同。传教士东来经过了从时断时续发展到持续不断,从以个人来华、在上层中间活动为主发展为以团体来华、深入民间活动为主的历史过程。传教士东来中国不仅手捧圣经,同时也负载着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在较高层次上从事文化交流的某种素质和条件,除了传播"福音"之外,还参与了众多的科学文化活动,扮演着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人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解放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解放,而"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思想解放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从总体上看,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的新构想,主要呈现两种范式:一是呼吁打破对西方的盲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二是服膺马克思主义和转而"以俄为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博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博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

从语言学史角度探讨《西儒耳目资》中概念术语的来源,着重分析这些术语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关系,兼论该书的语音学说。《西儒耳目资》不是一本简单地给汉字标注拉丁字音的书。从书中大量新概念和术语中可以发现,该书既引入了西方语音学概念,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音韵学说,体现了特定历史下中西语言学说思想的奇妙结合。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