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派话剧对莎士比亚经典的传承——以林兆华的莎剧改演为例

在跨文化交流中,莎士比亚经典经常被借用,更是成为中国先锋派话剧的宝贵资源。受后现代手法影响,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派导演在莎剧编演上多有强制阐释的不良倾向,存在着"轻文本""重形式""主题先行"等不足之处。先锋戏剧人在借用莎剧时,需加强经典传承的责任感,而不是过分追求个性化、新奇化,在对经典怀有敬畏之心的前提之下,遵循"期待视野"规律,以服务剧场和观众为核心,对原著作"有限的否定",找到原著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再塑经典,使其历久弥新。     

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话剧叙事场域的演进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话剧开启了新的阶段,话剧叙事的空间场域呈现出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转变的显著特征.这一转变,既是对全球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呼应,也是对话剧艺术关注“人”的本体特质的凸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既能看到都市的发展与建构,也能倾听到女性作者的声音;而话剧中的都市图景,也以先锋戏剧、商业戏剧和主流戏剧等多种路径得以呈现.     

南开新剧团与早期话剧剧本创作

话剧作为一种"移植"的艺术形式,对剧本的要求与中国传统艺术差别较大。成立于1914年的南开新剧团,虽是学校剧团,却十分重视剧本创作。其剧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了天津世态人情的变化,另一类反映了科技知识者矛盾的心理与困难处境。在早期话剧不重视剧本的背景下,南开新剧团重视原创并推广剧本,对于推动中国话剧走向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简论戏曲与话剧的"杂合"、"融合"和"整合"

戏曲与话剧在中国遇合后,面对20世纪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使得古老戏曲与时代同步、外来话剧同中国合拍,二者在碰撞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开始了自我更新的艰难历程,大致经历了"杂合"、"融合"和"整合"三个阶段,基本呈现出戏曲现代化、话剧民族化的历史进程."杂合"是中国戏剧历史的教训,"融合"是历史的经验,"整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戏剧将会在融汇整合中走出困境,走向新的更大的综合.     

20世纪中国话剧史略论——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20世纪中国话剧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是话剧输入并在遭受到文明戏的挫折之后以"爱美的戏剧"的形式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此期,新、旧剧之间的关系虽有了初步的接近与融合,但总体上也还处于相互拒斥与争锋的状态中。30—4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有三条发展线索:一是话剧职业化及正规化的进程,二是戏剧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向着提倡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三是新、旧剧之间进一步的相互渗透以及电影与话剧之间的相互影响。从1950—1976年,是第三个阶段。艺术与物质的矛盾更加淡化了,而艺术与政治的矛盾则更为突出。与实用目的淡化相一致的是,产生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亦即使话剧中国化的努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得到了全面而强有力的贯彻,并强化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问题。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是第四个历史阶段。80年代展开了戏剧观的大讨论,探索话剧兴盛。小剧场运动占据了中心位置以及独立制作人制的兴起,则是9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的主要标志。制作人制、演出季制与小剧场运动,正在向着21世纪延伸,成为21世纪中国话剧运动的起点。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及“样板戏”现象

20世纪小说的现代转型很成功,新诗转型虽然并不非常成功,但新诗与旧诗能够各安其位地独立发展。只有戏剧这种文体,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西方话剧排斥中国戏曲的激烈冲撞,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互不相关的各自完善,一直到后来新生话剧与传统京剧杂交而生出中西结合的"文化骡子"——"样板戏",成为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对这种结合的经验教训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的话剧与戏曲进行全面反思之后,展望中华国剧的前景:应该汲取西方话剧及其它艺术精华,使传统戏剧艺术完成现代转型,融合中西,铸造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中华国剧。     

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之变迁

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戏曲与话剧之间关系的变动史。过去 ,由于研究话剧者不研究戏曲 ,研究戏曲者不研究话剧 ,因而 ,学术界至今不能从新、旧剧关系的变动上来把握这一世纪的戏剧史及戏曲理论史。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从戏曲与话剧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的角度 ,来勾勒 2 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一　　世纪之初 ,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推动下 ,时事新戏的兴起成为一股新流。汪笑侬是这场戏曲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从昆曲、传奇和一些地方戏中移植了许多剧本 ,整理修改了许多京剧老本 ,新创作了一些历史剧 ,另一…     

话剧音乐在导演创作中的作用

话剧音乐作为舞台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导演构思的一部分.是为衬托表演艺术服务的.在话剧演出中,成功的话剧音乐能起到震撼观众心弦的作用,因此,话剧导演要更好地运用话剧音乐,使话剧作品更具有灵性和感染力.     

作为"共名"的文明戏——文明戏的类型和形态

"文明戏"作为戏剧名词出现于20世纪初,渐渐消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间,不少戏剧现象都被指称为文明戏.据史料分析,文明戏可大致分为清末改良京戏--文明新戏;清末学生演剧--文明新剧:清末民初职业化文明戏--新剧;民国初年天津戏曲--文明戏等.此外,在民间,也有把现代戏曲、话剧、歌话剧,甚至全部现代戏剧称为文明戏的现象.各种文明戏的共同特征是其宣教功能,文明戏在演出形态上的表现与这一功能紧密相关.     

身份、情感与两性关系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美女性话剧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的女性剧作家大多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进行创作,她们以女性问题为载体,以家庭作为剧本的基本框架,聚焦现代女性的生活,表达女性的欲望和诉求。中美女性话剧中所表现的女性问题,折射了当今社会在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当代女性正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在事业和家庭、伦理与情感矛盾冲突时的痛苦和选择。     

先锋与叙事——新世纪先锋小说映照下的先锋反思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在于对叙事成规的反叛,其沉寂也在于对叙事成规的背离。对于先锋文学的理解,多数批评者和作者都将语言的创新和陌生化作为其旗帜和标杆,忽略了先锋文学的外部指涉而沦落为文字的狂欢。20世纪先锋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断裂：启蒙的极具终极关怀的现实主义与唯美的自律的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新世纪先锋小说的出现正是对20世纪先锋小说的拨乱反正,是将先锋形式寓于故事内容整体后的统一,是先锋与叙事传统融会贯通后的“叙述平静”,是先锋意蕴的成熟。继续把握好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平衡,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继往开来的重任。     

论抗敌演剧队的剧目建设与演出活动

抗敌演剧队是为宣传抗战而组建的话剧团体,这个团体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将话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前线和广袤蔽塞的乡村,为抗战动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敌演剧队组建初期,由于演出条件简陋,民众文化程度偏低,以及观众群体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导致已有的剧本无法达到演出的宣传要求,出现严重的"剧本荒",他们通过自创剧本、即兴表演或改编已有剧本,克服了无剧可演的困境;在演出过程中,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又普遍出现了"过火表演"的状况。尽管如此,抗敌演剧队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众多有一定艺术质量、宣传效果极佳的作品,这些作品激越嘹亮的高亢音调,成为民族抗战动员的最强声音。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敌演剧队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宣传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改编的精英化转向与电影精英意识建构——精英文化语境下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改编电影

20世纪80年代文学改编电影的精英化表征,契合了 1978年后内地文化精英化转向的总体趋势.这一时期,众多的电影人热衷于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其中既有对经典文学文本的改编,也有对"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改编..改编电影中,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的银幕展示,标示着精英群体再次走向时代前台;对爱情与青春题材的改编,彰显着这时期人性复归思潮的文化力量;而"文化寻根"和"文化重建"语境下的改编电影,则成为这时期文化精英群体寻找与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影像表达.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精英化意识,不仅深远影响了"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还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继续发挥着精神余热.     

论香港社会剧的艺术探索与创造

社会剧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话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对于香港现实关注与思考的本土意识、戏剧叙事写实基础上的拓展与开放、探进人的个性与心灵和形象塑造等方面,社会剧的探索促进了香港话剧艺术的发展.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 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１．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集中在话剧形式： 只说不唱的演法, 与话剧观念： 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２．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 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３．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 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 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论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

在非理性主义盛行时代,历史发展失去了目的与方向,戏剧没有了明确的结局。随着语言、时间整一观念的逐渐消解,时间结构在20世纪先锋戏剧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空间化叙事色彩。先锋戏剧的时间结构空间化主要是通过打破"符号"、"句"、"段"各个层面的同位关系以及解构符号本身等方式来实现的。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是对人们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能力的挑战,在先锋戏剧的解读中,读者(观众)获得了空前的审美自主性与创造性;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克服时间的愿望,带来了人们对时间、对人类行为的全新体验与感受,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叙述方略。     

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上海现代派热衷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地追求先锋艺术.他们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表现出锐意创新的先锋文化身份.因为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娱乐性,其文化身份总体上呈现出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当代先锋作家生存哲学的价值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先锋作家便一直致力于小说叙事视角的形式革新.但这一看似形式主义的叙事实验,却同样反映了先锋作家某种生存哲学的价值变迁:从反对现实主义文学全知叙事所代表的自失哲学起步,先锋作家利用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高扬起了人之主体性的旗帜.然而,这种自圣哲学却因其对小说人物的叙事压迫,最终在90年代转向了"我-你"关系的相遇哲学.     

青春、浪漫、革命与先锋:重塑"左联五烈士"——论话剧《前哨》的艺术探索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左联五烈士"牺牲九十周年,话剧《前哨》创排演出,是一份特殊的纪念与献礼.从左联刊物到现代戏剧,《前哨》对待史料是严肃严谨的,在虚构与真实、细节与想象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与融合.在剧中,鲁迅成为一个线索人物与灵魂人物,将相互独立或交集不多的五烈士连贯为整体形象.《前哨》面向青年,以青年为视角,是一部理想主义的青春之歌.剧作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充分运用超现实主义的叙事结构、浪漫主义的桃花意象与唯美画面等艺术形式,展现革命与牺牲中"美"与情感世界的一面.在内容与形式上,话剧《前哨》都表现出一种先锋探索的前卫意识.     

话剧文本的成熟——论剧场戏剧对文明戏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剧场戏剧和文明戏都是中国话剧的非常重要的形态。它们的出现和当时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也和话剧自身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其中20世纪30年代剧场戏剧的出现,是对早期文明戏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话剧文本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研究剧场戏剧和文明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剧场戏剧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中国话剧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在整体上认识并把握中国话剧的发展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