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水源地农户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影响分析——以山东省东平湖为例

水源地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推进生态补偿政策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山东省东平湖水源地为例,基于307份问卷调查数据,从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运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水源地生态补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对实施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水平为339.06～361.43元/...     

农户生态养殖认知及其行为的不一致性分析——以水禽养殖户为例

采用湖北、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六省的调研数据,对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和行为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对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程度比较低,在总分为5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上的农户仅为31.8%,农户的生态养殖行为决策得分更低,得分在3分及以上的农户仅为13.76%;农户的生态养殖认知和其行为决策的相关性很弱,呈现出较强的不一致性;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生态养殖认知和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提出政府要加大对农户有关生态养殖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并要加大对畜禽业的质量体系监管强度,确保生产出生态安全的畜禽产品。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立法解释为背景

对生态补偿的概念做出立法解释是起草《生态补偿条例》草案遇到的首要问题。通过对政府相关文件的比较,结合中国各领域开展的生态补偿实践,在分析学理界对生态补偿概念不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应当涵盖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生态修复与恢复治理投入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给予保护者奖励和补助等现行机制下的主要内容,对生态补偿条例草案应当确立的生态补偿定义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态补偿减贫的视角

研究以延庆区的44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生态因素和生计因素对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活动多、非农劳动多或者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均倾向于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目前的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存在富裕户和贫困户收益不对等、对贫困户的识别和瞄准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刺激贫困户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农业生产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性作用、加强项目实施前后的基础信息收集、注重项目的提质增效、对就业不充分的贫困户给予有效关照、做好涉农政策普及等。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退耕还林政策对参与农户利益的影响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密云县的调查

以密云县为个案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给农民利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密云县的退耕还林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同时其可持续发展也正在经受考验.     

洞庭湖区蓄洪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澧南垸为例

以澧南垸为例探讨的洞庭湖区蓄洪垸生态补偿机制,包括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及补偿运行机制等。补偿主体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并由政府补偿逐步过渡到市场补偿。澧南垸生态补偿标准约为6 000元/hm.2a。补偿方式有政策补偿、资金补偿、智力补偿等。政府部门要通过承担责任、制定规章、加强宣传等办法促使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并制定一系列的生态补偿措施。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补偿的适用甄别——以流域生态保护为视角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的背景下,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构建迫在眉睫。现有关于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制度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合理构建。学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机制应发力于对上游地区的机会补偿,然而却不能兼顾流域水质恶化后上下游之间关系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在流域生态保护中厘清补偿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关系。目前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就制度目的与运行机理上表现为广泛的链接与交叉。当下尚未有任何规章制度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并界定二者之间的制度真空、制度冲突与制度耦合等三种关系。同时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制度依据、制度配置状态角度对两种制度的适用情形、责任序位以及资金的配置使用关系做出合理区分。     

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对农户收入和就业的影响分析——以河北省平泉县为例

以河北省平泉县为例,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和当地统计资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对农户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对平泉县退耕农户的收入总量和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已成为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退耕还林后续产业也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在我国已经践行了5年有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补偿的客体限于部分树木和其他木本植物,补偿标准确定不科学,补偿金的利益分配不均衡。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制度和软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建立多层次的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的补偿主体,建立各种地方性、自治性生态补偿条例;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应该建立过硬的森林管护队伍,加强群众森林生态意识,积极申请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的林业项目。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论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失及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既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极为尖锐,如何科学有序地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是云南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目前生态补偿制度建设还存在科技支撑不够、政策法规滞后、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必须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作用;创新生态补偿方式,提供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农户耕地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江汉平原为例

在对江汉平原4县市256个农户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户耕地投入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对耕地的投入主要表现为家庭劳力投入和流动资本投入,雇佣劳力及固定资本投入相对较少;农户通常根据家庭结构、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来决定其对耕地的投入,其投入行为具有理性;家庭就业结构、家庭支出结构、农户对政策的了解情况、农户文化水平、家庭耕地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对耕地投入的主要因素。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江口县龙眉村为例

如今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也面临严峻形势。本文以贵州省江口县龙眉村土家族村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龙眉村村民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龙眉村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针对龙眉村存在的生态问题找出其成因。在最后一部分里,针对生态保护提出对策,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以解决民族地区生态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农户收入差异分析——以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234户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获取了农户收入相关数据,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入结构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收入越高;户主为40～50岁的家庭,其收入处于最高峰,户主为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家庭,其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家庭中非农劳动...     

陕北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榆林市为例

通过对陕北煤炭资源分布及开发现状进行分析,对煤炭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情况进行了细致调研.研究结论表明:急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榆林市2011年耕地、林地、草地、水资源等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并计算生态补偿标准,在此基础上验证建立的生态补偿标准是否合理.最后与国内外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比较,表明对榆林市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生态补偿费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