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的起源问题

在中国,税收是一种古老的财政收入形式。对于中国税收的起源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对此,我们谈几点意见。(一) 目前税收起源问题的观点在中国税收起源问题上,最流行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从国家出现以后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就有了税收。持这一观点的,不但现在占多数,古代也有。孟子说过:“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他就是把夏贡和战国中期的什一税视作同类的。认为夏朝存在税收的观点,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观点了。现在把税收的起源划在夏朝的同志,他们的主要论点是:税收“是在国家出现     

国税沉思

税收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历史上溯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594年),在一部影响无数个世纪的《春秋》一书中,一篇“初税亩”的古文字注定了税的古老的含义。 纵观世界历史,五大文明发祥地中,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和古希腊的爱琴海区域都较早出现了税收: 5000年前,古埃及的农民怀着惶恐的心情向法老缴纳税收; 3000年前,西亚苏美尔城市国家的村社农民无一能躲过纳税和服役。 依先贤孟轲所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那么夏代的贡当是我国税收的最初形式。而更为普遍的说法认为,春秋时期的“初税亩”,是我国税收由雏形阶段     

是剥削论,还是分工论?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儒学大师孟子的名言。这句名言的一般译法便是: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从而多年来,这句名言一直被戴上“反动”、“腐朽”的帽子,打入剥削阶级的死囚牢里。 但是,一查这句名言的出处,我们便发现:孟子是受冤枉了。那么,这句话的本义是什么呢?。 此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一章。该章记载,以研究神农学说为能事的许行及其门徒陈相等人,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只有自耕自食才算“贤者”,才能使天下大治。这种普天之下皆农夫的“亲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反对剥削、争…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北豳先王遗风蠡测

民俗群众文化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利用民俗材料印证文献资料说明周人的兴趣。 《国语·周语》载:“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亦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     

天地人──读《老子》谈天人合一随笔之三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主张天人合一的,以老庄孔孟为代表;也有主张天人相分的,以苟子为代表。孔子的“五十知天命’一说,就表明他认为天地的运动规律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孟子认为人生来性本善,只要“尽其心”则可以“知性”“知天”,并进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庄子提出了人的自然本质与天地万物齐同的观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上述代表人物不同,苟子则着重强调自然界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区别,认为天没有意志…     

略论邓拓的史料观

略论邓拓的史料观李乔邓拓是个通才，是个博学家。史学研究是他博学的一个方面。学人圈子里曾有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称邓拓是“半个史学家”。对这“半个”二字，我一向耿耿于怀，觉得是一种对邓拓的史学研究估计不足的说法。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     

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

归谬法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反驳方式,它的反驳过程是:反驳者先假定被反驳者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对这一观点进行合理的引申,以最大限度地暴露对方观点的谬误与荒唐,进而达到驳倒论敌的目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干净、彻底,但在论辩实践中,还有一种与归谬法极为相似,却又更为有力的反驳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引导式正反比较归谬法。为了说明这种方法,我们先看两段完整的反驳。这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问齐宣王:“您的臣下把他的妻子儿女托给他的朋友,自己去楚回游玩,等他回来时,他的妻子儿女已经挨饿受冻了,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同他绝交。”又问:“狱官不能断案,该怎么办?”宣王说:“罢他的官。”孟子又问:“国家没治理好,应怎样对待国君呢?”宣王无言以对,只好看着左右的人,用别的话题来支吾了。     

方志是区域时空的文化载体

方志的性质历来有两派之争。主史派认为方志是区域性的历史资料之书,如清末史学家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全书”,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了他的一套方志学理论与方法;主地派认为,方志是记载区域性地理资料之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这种纷争说明,仅从方志的内容和体例角度,很难窥其全貌。而更全面地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哲学、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方志演变过程的研究中,才能抓住其实质,并为今后继承和创新方志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西方古典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人的经验交流可分成两类:叙述的或历史的;描述的或地     

“见危不救”种种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儒家“礼”的内容之一。然而,当有人问到孟子,发现嫂子落水以后是不是应该“援之以手”时,忠实地恪守儒家之“礼”的孟子,却毫不犹豫地主张这时应该对“礼”采取变通的办法,亲手将落水女子救上来。他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见死而不救,无异于豺狼一般。可见儒家是很主张救死扶溺的。先秦时另一大学派墨家尽管在学术上和儒家大有分歧,可是在救死     

华夏文明七千载 太昊伏羲第一“龙”

华夏儿女宣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这是由于当华夏族（炎黄集团）形成之时,他什编定了以“龙”为图腾的族源标志所导致的。但实际上,在远远早于炎黄的优羲氏部落就已经进入了龙图腾崇拜时代。长期以来,由于受疑古主义者的影响,认为优羲之事为神话传说,不是信史,于是把炎黄之前的两千年文明史一笔勾销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华夏文明至少应有七千年的历史,作为龙族的第一代祖先当推三皇之首——太吴伏羲氏。传说中的龙伏羲民间口头传说与史籍记载的传说均有伏羲为“花种”之说。羲星故里天水一带流传的神话传说《葫芦娃…     

争夺李春平:阿尔兹海默症富豪和他的漩涡

正人到暮年,病痛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他。他逐渐失去的,不止是记忆和判断力,还有对资产的掌控。这是一场关于财富的争夺战。交战双方都以解救者自居,指控对方是劫持者。他们的争夺对象,是慈善家李春平,和他拥有的话语权。67岁的李春平身上,曾有过众多惹人注目的标签:“好莱坞影星妻子”、“继承数十亿遗产”、“百年慈善第一人”、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的拥有者……     

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自叙传小说散论——中国现代分类小说史话之一节

法朗士曾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对此,创造社的元老之一郁达夫曾明确表示同意,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宣传这一观点。他说”“真正的文艺作品,总有一点作家的个性和艺术的骨气在内的。”在郁达夫看来,强调“自叙”,其意一是认为创作须重亲身体验,二是艺术中的个性极端重要。而他所谓的个性,又是指Individuality(个人性)     

因明三支论式与亚氏推论式

因明是古代印度“尼也耶”派,即“正理”所创立并在后来不断发展而趋向成熟定型的逻辑科学。它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逻辑一样,也是关于推理、论证的科学。印度学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指出:“实际上,正理的意义就是逻辑,也就是正确推理的科学。它在许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相类似,虽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基本上的不同,……”他对因明与亚氏逻辑关系所持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但他并未对此作     

黄漱兰选拔命题辨正——《清稗类钞》失实一例

徐珂《清稗类钞》。向以搜罗宏富,记载完备著称,且分类排比,甚便检阅,是以问世以来,为时所重。然偶或失实,亦所难免。如《考试类》中,《黄漱兰命优拔贡监题》条,谓: 黄漱兰为江苏学政时,命题之巧,往往出人意表,光堵乙酉科贡监录科,新优拔贡与监生同场。贡题为《完廪》,监题为《捐阶》,皆出《孟子·万章上》。绎其命题之意,盖一则贴切新得优拔贡者,已出厡生之缺;一则贴切监生,以一百零八两库平银捐一监照也。《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六二二页)此处所云之“新优拔贡与监生同场”,乃指乙酉(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科是优贡、拔贡、监生三种考试同场举行,则“贡题为《完廪》”,当谓优贡与拔贡两种考试,都通用这道统一试题。此说盖未确。事实上,光绪乙酉科江苏选拔考试的两道《四书》题,其一为:《孝慈则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俄国形式主义简论

产生和发展1914年,俄国作家什克洛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 前,旧艺术已经死亡,而新艺术尚未诞生。很多事物也都死了——我们已失去 对世界的感觉。……只有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才可以使人恢复对世界的感知, 使事物复活,使悲观主义消踪匿迹。”①这表明,他追求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文艺,也有别于刚刚出现的现代派的新的文艺,这新的文艺就是俄国形式主义。 什克洛夫斯基是有理由提出他的追求的。20世纪以来的欧洲哲学,如M·怀特所说,虽然是狐狸与刺猬并存,即认识大事物的哲学家和认识小事物的哲学家并存,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     

刘鹤：为三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的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该报道认为,刘鹤的工作是“勾勒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民政局长拥军情

走进兴国县民政局会议室,但见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奖状:有“全国双拥工作先进单位”,有“全国扶贫扶优先进集体”,还有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的“拥军优属模范县”……。目睹这数不胜数的荣誉,人们便对现任民政局局长油然而生敬意。这些嘉奖的背后,不知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也许是命运使然,在邱顺钦五十余年的人生旅途中,竟有近三分之二的宝贵时光,与“军”字难解难分。六七十年代,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把人生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