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

内容提要:《教坊记》乐曲流行最广, 并且最能代表唐代的音乐风貌, 唐五代词调亦多源自教坊乐曲。《教坊记》曲目中部分已确认为胡乐(主要是西域乐曲), 本文依据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成果, 试图补充论证一些教坊曲目中的西域乐曲, 藉此说明西域各民族音乐在词曲方面的重要贡献。     

汉礼与胡风糅合的北周乐府

北周的建立者宇文泰仿效周礼,建立了以传统汉礼为主杂以胡风的礼仪制度。音乐体制方面,北周依托南朝雅乐融入胡声、旧曲,建立起宫廷音乐,并仿效周制,以乐配礼,同时沿袭魏制建立了乐署乐官。为礼乐制度服务,乐府诗多宫廷诗,尤其多郊庙歌辞,少文人言志诗,缺乏乐府民歌。礼乐制度建设带动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由于民族交流频繁促进了各地域、各民族音乐的传播和相互融合,北周统一北方期间,北狄乐、西域音乐、外国音乐、中原旧乐、南朝音乐、鼓吹曲、杂曲音乐等实现了初步融合,为隋代七部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龟兹乐,在北周完成了新、旧乐的融合以后,到隋唐发展为宫廷七部乐、十部乐等,可以说对后世雅乐、俗乐和戏剧音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汉化轨迹——唐《戎进墓志》《戎谅墓志》续解

本文在笔者发表的前文基础上,以新出土之唐戎进子《戎谅墓志》为主,对戎氏家族汉化之轨迹作进一步的探索。从《戎谅墓志》改其族籍贯"上源西域人"为"恒州灵寿人"为切入点,分析志文所记戎谅如何研习传统汉族典籍,并实践汉族儒家忠孝思想;有淡泊仕途,高尚不仕之志趣。志文再也未提及他及其父辈崇信佛教事,俨然为一汉族士大夫。这一切内容生动具体地勾画出原为西域胡人戎氏一族的汉化轨迹。     

沈约《宋书·乐志》与梁代雅乐歌辞创制

梁代雅乐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礼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沈约的《宋书·乐志》与他创作的梁代雅乐歌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沈约的雅乐理论重复古雅正,也重当代"时事",主张"远考经籍,近采故事",体现了雅乐创制中古、今与雅、俗的多重诉求,认为汉武帝的雅乐歌辞就反映了多重诉求的失调。在实践中,沈约通过对郊祀歌辞雅正复古,而燕飨歌辞和乐创新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处理方式,平衡了"礼"与"情"、礼乐典章规范与文学审美的多重诉求,是当时经学复古要求与文学新变思潮一起作用下的创新尝试。     

乐府诗所反映的汉唐间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历史

乐府雅乐歌辞表述了文德教化、华夷一体的观念;军乐性质的鼓吹、横吹曲辞记载了民族间征战的历史;部分俗乐曲调、歌辞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民俗文化关系密切.乐府歌辞包含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容,具备了在音乐学、文学之外的民族关系的认识价值.     

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

唐代边塞诗创作繁盛的原因众多,但学界对音乐对边塞诗创作的推动作用一直缺乏深入探讨。"胡部新声"是胡地乐器奏出的有着浓烈异域风情的乐曲,由于受到官方的追捧和推崇,风靡一时,隆盛于唐。唐代边塞诗多旧题乐府和近体,形制短小,适于传唱,娱乐功能显著,内容与胡乐的风格恰相适应,是与"胡部新声"相配的最佳歌词。"胡部新声"的传入与流行从艺术消费和传播的角度推动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与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不容忽视的联系。     

古典歌词的读解与学习——《中国历代词分调评注》简介

中国现代词学家胡云翼称配乐曲的歌词为音乐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从《诗经》到汉魏六朝乐府诗,它们是先有了诗,然后配上适当的乐曲,这是以乐从词;唐代以来由西域传入的印度系音乐在中原流行,被称为新燕（宴）乐,根据其节奏旋律谱写的长...     

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

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在西域广泛流传,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再由西域传入中土,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讲经的"格义之法"是融中土思想于佛经教义,般若"六家"之学是佛玄合流,西域名僧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弘性空之学,更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具体过程.说明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胡乐在隋唐燕乐中的地位及影响探析

隋唐时代影响最大的外族音乐,是来自西域的乐舞。除西域外,其他各方的少数民族也都有音乐文化输入。但无论就律制、乐器而言,还是就旋律财富而言,胡乐对当时汉乐的影响都是突出而具有代表性的。隋唐五代是一个新声辈出的时代,而对新声的追求,又沟通了宫廷燕乐和民间音乐。胡地的俗乐更是在唐代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至此,胡乐在隋唐燕乐中的地位得以空前提高,影响到了宫廷音乐的各个方面。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